會稱它為格萊珉分行。”我說。

阿尼蘇扎曼點點頭。“農行的格萊珉試驗分行。聽起來如何？”

“非常好。”

我們兩個人都笑了。他站起身來，我們走到視窗旁。窗外，城市的喧囂正在奔騰湧流，我看到一些帶著嬰兒的赤腳乞丐，睡在街邊的女人，還有四肢殘疾、身體消瘦的孩子們。

“城市的窮人是另一個問題。”阿尼蘇扎曼長嘆一聲說。

“如果我們能在鄉村減輕貧困，湧到達卡阻塞街道的窮人就會減少了。”我說。

他慢慢地點了點頭：“祝你好運，教授。”

我立即投入到工作之中。我雖然仍是大學的一名全職教授，但將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投入到管理我們的農行喬布拉分行上面，工作人員仍是我原來的那些學生。工作進度比與賈納塔銀行合作時快了一些，而且我不再需要親自為每一筆貸款擔保了。但是，我們的貸款者仍不足五百人。雖然有許多成功的個例，但是看起來，我們並未在村莊積年已久的貧窮之中造成很大的突破性進展。

1978　年初，我應邀主持由中央銀行組織的一個名為“資助鄉村窮人”的研討會。那個研討會由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主辦，俄亥俄州立大學的一些專家出席了會議。這些美國專家辯說，借貸給農民的關鍵是要把利率定高。他們認為，有較高利息的壓力，農民就會更加持續地還款。

這在我看來是講不通的。我辯駁說：“孟加拉的農民在絕望的時候，無論向他們收取多高的利息，他們都會借錢的。他們甚至會去向一個威脅要拿走他們所有一切的高利貸者借錢。”會議室中的那些人不安地看著我。“我會付給農民一種負利率。”我解釋說，“我會借給他們　100塔卡（大約　5　美元），如果一個農民還給我　90　塔卡，我就免去他那10　塔卡的債。你們看，借貸給農民的真正問題是把本收回來，而不是利息。”

我當時是在故意挑釁。這些政策專家們想使貸款成為十分困難的事，於是就只有那些有經驗的農民和手藝人才敢借錢。而我則想把這件事搞得容易一些，這樣，人們就會更願意償還他們的貸款了。

一位年長的銀行家對我的講述甚不耐煩。“尤努斯教授，”他開了口，“您的喬布拉試驗算不了什麼，與我們所經管的國有大銀行相比，不過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們並不是平白無故就花白了頭髮的。請讓我們看到在整個地區、而不只是一個村子取得的成功吧。”

他的挑戰並沒有使我吃驚。大多數銀行家都沒有拿我當回事，他們曲解我擴充套件專案的動機，並堅持認為，那在全國水平上是行不通的。

第六章　從喬布拉擴充套件到坦蓋爾（3）

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中央銀行副行長阿希特庫馬爾甘戈帕德海亞（Asit　Kumar　Gangopadhaya）先生自始至終地傾聽著。會議結束後，他把我叫到辦公室，問我是否認真地想擴充套件我的試驗。我告訴他是的。一個月以後，他邀請我出席一個由那些國有銀行的所有董事經理出席的會議，討論我的提議。

經理們對我的態度寬容而居高臨下。當甘戈帕德海亞要求他們支援時，他們說：“當然，根本沒有問題。”但那顯然是為了取悅他的隨口應承。實際上他們非常保守。他們認為，那些貸款者償還貸款都是因為我是個可敬的大學教授，小額貸款專案所以能在吉大港奏效是因為那是我土生土長的城市。我試圖解釋說，窮人並不上我的大學，他們的親人中也沒有人會讀會寫，而且我在學術方面的聲望對於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但是圍桌而坐的董事們聽不進去。如果我真要展示這個試驗專案是可以被任何其他銀行復制的，我就得辭去教授職位做一個銀行家，在另一個地區建立起一個格萊珉分行。

最終，我還是那樣做了。吉大港大學批准我離職兩年。1979　年　6月　6　日，還沒來得及弄明白情形，我就正式加入了坦蓋爾地區（Tangail）的格萊珉分行試驗專案。

選中坦蓋爾是因為它離達卡很近，便於達卡的官員判斷試驗專案是否對村民們產生了任何真正的影響。他們同意，每一家國有銀行提供三家分行允許我們使用——其中一家小銀行只提供了一家分行——這樣，我們在坦蓋爾一共有了　19　個分行，在吉大港有　6　個，還有我們已經在喬布拉村建立的農行試驗分行。突然之間，格萊珉壯大到了25　個分行。

坦蓋爾正處於宛如戰時的動盪之中，一個馬克思主義不同政見運動中名為“人民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