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的狀況不一定就能得到改善，因此，應該對開發重新定義，其定義應只是指底層　50％人口人均收入的可測量的正向變化。

有一天，一個美國記者向我找茬，對我無數次地公開指責世界銀行之類的“開發援助”組織而非常惱怒。像許多人一樣，他認為世界銀行是一個慈悲高尚、努力付出而不求報償的機構。他舉起麥克風，用一種挑戰的聲音說道：“除了總是那麼挑剔批評，你能不能給我講講，如果你是世界銀行的總裁，又會採取什麼實在的措施呢？”

第八章　為窮人服務的銀行（4）

“我從來沒想過如果我是世界銀行總裁的話，我會做什麼。”我很冷靜地說，“但是我想我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總部搬到達卡。”

“那又究竟是為什麼呢？”

“噢，如果像劉易斯布萊斯頓（Lewis　Preston　時任世界銀行總裁）所說的‘世界銀行的首要目標是與世界貧困做鬥爭’，那麼在我看來，這家銀行就該搬到一個最貧困的地方去。在達卡，世界銀行將被人類的苦難與赤貧所圍繞。設身處地於問題之中，銀行的官員們或許能夠更迅速更現實地解決問題。”

那個採訪者點點頭。他看上去不像開始時那樣激動了。

“還有，如果總部搬到達卡的話，這家銀行的　5000　名僱員中肯定有許多會乾脆拒絕來。達卡可沒有活躍的社交生活，也肯定不是一個世行銀行家願意選擇在那兒養育兒女的地方，我想，那會導致許多人主動要求退休或改變工作。那將有助於達到兩個效果：首先，順勢排除那些並非致力投身於向貧困之戰的人；其次，能夠削減費用，因為達卡的薪酬會遠遠低於華盛頓特區的昂貴標準。”採訪就此結束。

1987　年我訪問美國時，與美國媒體有過一次更富有建設性的會見。當時我正在一個國會委員會上發言，聽證會結束時，被匆匆帶到一個小房間裡，在那兒，有人正忙著對著一個話筒講話。我根本不知道一個電話會議是如何組織的，也沒有人給我做過介紹，但是我已經在那兒了，面對著一個話筒和來自大報社的十四名編輯、作家，他們正線上上等著向我提問。

首先對話筒發言的是薩姆戴利—哈里斯（Sam　Daley　Harris）。他原是一名高中教師，後來成為社會活動家，發起成立了一個名為“以立法終結飢餓為己任”（Responsibility　for　Ending　Starvation　Using　Legislation，簡稱　RESULTS）的全國性志願組織。他每個月都和所有志願者一起開全國電話會議，我正在參加的是一個記者招待會。薩姆極為溫和可親，他先為幾位作家和我都做了簡單介紹，然後我開始接受提問。

第一個會議持續了一小時，短暫的休息之後另一個會又開始了，有另外十四個來自各類美國報刊的十四名編輯作家參加。那天我可看到了　RESULTS　的效率是多麼高。會後發表的文章有助於確保相關立法的透過，儘管有里根政府的強烈反對，立法仍在　1987　年　12　月得到透過，據此，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須捐助五千萬美元以為窮人建立小額貸款專案。

薩姆和我馬上就成了朋友。他為人平易和藹，而在對貧困與飢餓之戰中卻堅如磐石。今天，RESULTS　在六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都有姐妹組織。這些組織將小額貸款作為反貧困的一個關鍵戰略，並且透過其市民積極分子的草根組織進行工作，使其得到社群、媒體、獲選代表和政府的關注。他們促使一些政府援助機構和一些私人機構對小額貸款專案給予更多的資助，還遊說財政部門對世界銀行施壓，使其更多關注貧困問題——不止一次這樣做，而是自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以後每年都這樣做。他們還發動運動以促使一些旨在減輕本國貧困的規劃與方針得到透過。事實上，在美國的　RESULTS　還創立了一個名為“本土　RESULTS（RESULTS　Demestic）”的二級組織，它是在美國的小額貸款創始運動的主要鼓吹者。在過去十年間，RESULTS　與格萊珉的聯絡不斷加強。RESULTS　的每一個志願者，或早或晚都變成了格萊珉專家。

1987　年的那個電話會議，成為小額貸款運動歷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它吸引了哥倫比亞廣播電臺（CBS）的“六十分鐘”欄目的注意。1989　年，分別來自倫敦與羅馬的兩位　CBS　電視新聞欄目的工作人員來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