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就要來這首歌的磁帶。在他逝前，聽得最多的就是這支歌。

他“沒有保護好賀龍”。為此傷感自責，因而更加思念這位戰友，愛聽這首歌。

在周恩來病重的日子裡，他希望聽聽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藝術表演傑作。我們盡了最大努力。這些作品封在廣播電臺，我們請中央警衛局副參謀長東方同志去啟封，前後去錄製了二三十盤磁帶，拿回來給周恩來播放。記得有梅蘭芳、程硯秋等京劇大師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劇和侯寶林、馬季等人的相聲。

有一次，周思來被癌痛折磨得渾身顫抖，一個勁冒虛汗。我們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們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個念頭，小聲向總理提議：“總理，我們把侯寶林請來好嗎？”

周恩來強忍痛苦，不解地望我們。

“讓他跟你聊聊天麼。他詞彙多，又會滑稽出洋相，可以給您，給您逗逗樂。”

病痛中的周思來雖然沒有見到侯寶林，卻呵呵地笑出聲。大約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調侃，也許是為我們冒出這樣的怪念頭而發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聲稍縱即逝。周恩來微微喘息著，吃力地說：“不要不要，怎麼好麻煩他呢？不要麻煩他了……”

周恩來不肯為自己麻煩侯寶林，但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懷念著他在文藝界廣泛結交的朋友們。

那是京劇演員楊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劇院演出現代戲。周恩來在楊秋玲戲校畢業時就同她認識了，不知怎麼得知了她已獲得解放。一天，他用細微的聲音對我吩咐：“楊、楊秋玲出來了。你們，和電臺聯絡一下，幫我，幫我錄個片段，我想看看……”

我們立刻去聯絡，可是劇團推說需要請示上級。我們再去聯絡，他們回答說不行，推說楊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們直接管這個事的仍是東方同志，他向劇團提出同行，到西安錄。東方為總理真算盡了心，跟到西安，電視臺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準備，結果還是沒錄成。這與當時文化部的負責人有直接關係，真把我們氣壞了。

一國總理，勤政26年，人之將死，要看個演出錄影而最終不可得！

我向總理難過地報告：“總理，電視臺錄去了，可，可他們說有困難，說、說不好錄……”

周恩來沒有驚訝，也沒有發火，似乎早有這種思想準備。他靜臥病床，凝望屋頂，彷彿那裡有個舞臺，楊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轉睛地看入了神……

總理臥床後，已經不可能完整系統地考慮國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樣，星星點點也仍然是玉。他時常會想起萊一些片斷的事詢問我們。比如“現在誰負責國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現在的安全誰在負責？是不是汪東興？”“主席現在住哪兒？”“他住的游泳池有個邊門是不是封好了？”“豐澤園的後門是不是關起來了？”“你們把紀登奎叫來，我要跟他談件事。”……

總理臥床後，葉劍英基本上是天天來。特別是在處理重大問題前後，必來請示彙報。

他白天黑夜與吳醫生保持聯絡，一再指示：“要想辦法，能延長一天就延長一天，哪怕是多延長一小時一分鐘，只要可能，就要盡到醫療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責任！”

總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義，我至今記得他頑強與病作鬥爭，艱難地吞嚥食物的情景。他是國家和人民的“大管家”，為別人操心慣了，總是用勸說鼓勵的語氣對別人講話，所以在說自己時，也好像是在勸說別人：“來，我們多吃幾口，咱們數數。”他費力地嚥下一口，嘴裡唸叨著：“一！”又咽一口：“二！”……“三！”……

這樣數數吃飯，到12月13號，總理最後數了兩個數，嚥下兩口食物，從此就無法進食了。

到這時，總理先後共做了13次手術。

“13”在西方被視為兇數。

周恩來曾對美國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總統訪華，到上海時，下榻於錦江飯店。尼克松夫婦被安排在15層，基辛格在14層，國務卿羅傑斯和其他官員住在13層。

總理去看望羅傑斯及其助手們，當電梯在“13”處亮起紅燈時，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諱13。果然，他走進羅傑斯的套間時，發現這些美國官員正在為“13”而生氣，與周恩來寒喧時也笑得不自然，房間裡鬧鬼一般。

總理聊了聊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事後，話鋒一轉說：“有個很抱歉的事我們疏忽了，沒有想到西方風俗對‘13’的忌諱。不過，你們來到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