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該管，這個電話我都不該接！我不是你的秘書，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書，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說完，不等江青有所反應，韋明便結束通話了電話。

江青氣壞了，給總理寫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狀信，給韋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還有條“媚上壓下”。總理看過這封信，也沒當什麼事，還叫韋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韋明邊看邊發牢騷：“說我媚上壓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還不媚她一下，我還壓她！”

總理只輕描淡寫說一句：“壓她也不對麼，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評。”

那時的政治空氣和同志關係還是比較健康的。兩天後，韋明在週末舞會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沒有再使性子，反而熱情地邀請：“韋明，咱倆跳一場吧！”

周恩來終於把江青當個人物來對待，首先是因為毛澤東把江青當個人物來使用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與張春橋等人聯合起來，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之後。記得1966年底，毛澤東召集的一次碰頭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坐在毛澤東左側，周恩來、陶鑄、葉劍英等一批老幹部坐在毛澤東右側。毛澤東在談到運動形勢時，先舉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馬輕輕一揮：“對於那些老幹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區的主要領導，不燒不行，要繼續煽風點火。”他接著又舉右手朝周恩來、陶鑄等人輕輕一揮：“但是燒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還是要救人於水火之中啊……”

這是毛澤東的領導藝術。他的本意並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幹部，只是想燒燒他們，“把泥菩薩燒成瓷菩薩就可以過河了。”但是，江青一夥只想藉機把這一大批老幹部“燒成灰”，總理千方百計想“救人於水火之中”。於是，他們兩個人的矛盾就是無法避免並且愈演愈烈了。

韋明兩次頂撞江青的事如果是發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結果將會怎樣呢？

1968年3月中旬，總理根據主席的想法，主持召開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會議定於下午4時在大會堂接見廳召開。負責會議現場警衛任務的是中央警衛局警衛處副處長成元功同志。

會前半小時，江青的警衛員孫佔龍給成元功打來一個電話，說江青剛起床，還沒有吃飯，讓成元功給準備飯，在會議室旁邊找個房間，先吃飯，後參加會議。成元功忙找到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請他儘快按要求備好飯，放在旁邊的小山東廳裡。這時，黨中央、國務院、軍委及中央文革有關負責人都到了，就等著江青。

當時，中辦主任兼警衛局長汪東興也在場，成元功及時向他作了彙報。汪東興就帶了成元功站到會議廳門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鐘。汪東興先給她敬個禮，然後成元功上前報告：“江青同志，開會在接見廳，您的飯在小山東廳，要不要先吃點東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聲，昂著頭進了開會的接見廳。

那時，江青掛在嘴頭的一句話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頌揚的是“旗手”，全體參加會議的高階幹部們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終的垮臺，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即便毛澤東那樣的威望和貢獻，也無法挽救她免於受懲罰。她實在是無可理喻無法救藥，面對這些最高層的領導人，她連起碼的禮貌和彼此相應的尊敬都沒有，昂著頭，旁若無人地徑直走到周恩來面前，冷冷質問一聲：“你們在開什麼會？為什麼叫成元功擋在門口不讓我進了？”

總理怔了一下，這是從何談起啊？他馬上平靜下來，和氣解釋：“江青同志，開會內容不是早就和你透過氣嗎？下午4點在接見廳討論解決東北問題和宋任窮同志出來工作的問題……”

“是討論這個問題嗎？”江青忽然放開嗓門，聲音尖厲起來，“你們是不是怕我聽見？啊，光明正大麼，為什麼讓成元功到門口攔擋我？你是什麼意思！”

“沒有的事麼，大家都在等你，這麼多同志都在場，都可以作證麼……”

“我不信！心裡沒鬼，為什麼派成元功攔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長期擔任周恩來的衛士長，故意一口一個成元功地大吵大鬧，以此製造人們的猜測，“你們揹著我搞什麼活動？”

“根本沒有的事，我沒派任何人去擋你。我們在這裡等你來開會……”總理看一眼表，江青這個時候還在嚷，象犯神經一樣喊：“不聽，不聽！你們不說實話，就是不敢講真話！”

總理眉頭緊鎖，在大吵大鬧中想了想，大聲宣佈：“我們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