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每一步行動。周恩來那時沒有這種條件和可能，他始終是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項成績和貢獻都離不開毛澤東；同樣，為了能繼續工作，繼續做出貢獻。他就必須努力保持與毛澤東的合作關係，相輔相成。同時，還不得不運用韜略和高超的鬥爭藝術，調和緩衝與江青、張春橋等黨內極左宗派集團之間的矛盾和分歧。

總理同江青等黨內極左宗派集團的鬥爭方式，最明顯的一個表現是：你說你的，我幹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來該怎麼幹繼續怎麼幹。

延安時期，江青就喜歡找周恩來，特別是和毛澤東發生爭吵時，總要去找周恩來“訴苦”，靠周恩來調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麼學習心得，工作上有什麼想法或計劃，遇有什麼困難，也像絕大多數幹部一樣，喜歡向周恩來彙報並取得幫助。因為周恩來的溫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穩健和機敏是全黨公認的，他是大家訴說心曲求得幫助和慰藉的最好物件。

那時黨內的風氣也正，阿諛奉承或打擊報復都會受到鄙視和譴責，所以江青也還沒有什麼過分的惡劣表現。她在廣州為她的居所換地毯換窗簾，當陳雲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給中央寫信。對此提出批評時，她也不敢說什麼，還得表示接受批評。

這個時期，周恩來也沒有把江青當回事來對待。偶爾江青要求坐專列等超標準待遇，或勸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適當照顧一下”，基本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50年代初，總理的秘書韋明曾與江青發生矛盾，總理的態度就說明了這時期與江青無足輕重的關係。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有次總理累病了。大家想了個主意，找來一部娛樂片子請總理“審查”，藉以達到讓總理休息的目的。

剛開映不久，屋外電話鈴響起來，韋明年輕腿快，有朝氣，就跑出去接。話筒那邊傳來江青的聲音：“我是江青，請總理聽電話。”

韋明怔了一下。總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個辦法讓他休息……“

“總理病了，他現在正在看電影。”韋明婉言說：“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總理看完電影后給你去電話？”

江青是毛澤東的秘書，韋明是周恩來的秘書，秘書對秘書講話，這樣講是再正常不過了。但江青同時又是毛澤東的夫人，韋明很客氣的話在她耳朵裡就變得不夠客氣了，於是聲音裡也帶了點火氣：“這是你的意思還是總理的意思？”

韋明和那個時代的多數青年一樣，熱情、銳氣、衝動，不大在乎什麼職務身分，隨口便頂了一句：“請總理聽電話，是你的意思還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韋明一聲不吭，昧啦，掛了電話。剛要進屋去看電影，鈴聲又響起來。他皺皺眉，也怕誤正事，返身重新拿起電話筒。

“你怎麼把電話掛了？”江青大聲責問。

“你不是不要我管嗎？”韋明畢竟怕誤了正事，接著又放緩聲音解釋：“主席每次打電話，都要問問總理身體怎麼樣，幹什麼呢，能不能聽電話。今天總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們想了個辦法讓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說了。你等著。”

韋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進屋報告了總理，總理馬上出來接電話。這個電話足足打了快一小時，江青就像現在某些喜歡電話聊天的社會女青年似地，羅哩羅嗦講個沒完。也就是碰到了總理這樣的好性子，能耐心聽她羅嗦，要是換了鄧小平，不過一分鐘肯定就把電話結束通話。

事後我問總理：“她這個人煩不煩呀？”

總理無所謂地微微一笑：“她看了個劇本，跟我談讀後感呢。”

過了沒多久，有次李富春來西花廳開會，江青又來了電話，恰好又是韋明接了電話。江青要問一聲李富春，敲定與那位電影劇本的作者談話的時間、地點。韋明問過李富春，給江青回了電話：“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辦公室裡談。”

“你記錄一下參加談話的人員名單，回頭再向富春同志報一下……”江青一口氣點了20多個人。韋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聲：“哎呀，20多個人了，富春同志的辦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許多心眼小的女人有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聽不出好壞意思、她硬梆梆又甩過來一句：“這是你的意思還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韋明不高興了，冷冷一聲：“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這人怎麼這樣啊？”韋明真火了，確實少見這種好壞不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