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前兩天做的只是常規化驗，沒做細胞學檢查，萬一是長了什麼東西……還是再化驗一下保險。”

“你呀，說了這半天都是廢話。”周恩來豁達開朗地一笑：“說穿了，不就是怕長瘤麼？明天留。”

第二次化驗，在做常規化驗的同時，趕緊做了細胞檢查。檢查結果請北京醫院、協和醫院、301醫院和腫瘤醫院的專家都看了，一致認為是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

知情者都驚呆了。似乎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又把樣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無情的結論終於完全確定下來：是膀胱癌。

於是，“總理醫療小組”成立了，由吳階平任組長。遵循中國的俗例，所有人都統一口徑。保健醫生可以比專家小組多講幾句，但也不能離譜，這其實只是瞞自己。總理從一開始治療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過是個拖時間問題”，為了體諒大家的苦心，他也從不點破。醫者和患者就這麼心照不宣地留給對方一個朦朧的安慰。

總理心中有數，不僅在於有醫療方面的基本知識，更在於他長期以來對生病幹部的關心而積累的經驗和常識。在職在位的中央領導患病後，醫療小組的成立和對小組的領導過問，基本都是總理擔負起責任。就是被打倒或靠邊站的幹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鑄的胰腺癌還是陳毅的腸癌或是彭德懷的治療與手術，總理都是親自過問，親自指定安排醫療和手術人員，親自聽取醫療彙報。這些老同志無疑都是受到了嚴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殘，但要說醫療和手術有什麼“故意拖延和破壞”，這是不恰當的。我們親眼目睹了總理那個操心盡力，確實敢向死者親屬及全國人民證明，總理的一片真誠可對天地，可昭日月！他對國際友人也是一片愛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諾……都是他親自過問醫療組的工作。

1965年底，總理曾給我們講了件事。說陶鑄病了，懷疑是癌。大家都瞞著陶鑄，只有賀老總聽說以後，馬上去看陶鑄，見面就說：“聽說你得了癌症？”陶鑄正搞不清自己的病，聽賀龍一說就愣住了。賀老總又說：“你聽我一句。如果最後確診不是癌，那就趕緊去休息療養一下，別把身體全拖垮了，這可是革命的本錢。如果確診是癌，我勸你別在這裡躺著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緊時間多於些工作啊……”

賀龍對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關係的態度，無疑是有啟發的。本來就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忙的一個人”的周恩來，開始了“抓緊時間多幹些工作”的最後努力。

這種努力在發現尿中紅血球增多到確診為癌症的一星期裡就開始了。保健醫生很負責任，每天查紅血球，曲線沒有下降的趨勢。醫生勸周恩來藉此休息一下，做全面體檢；我們勸他藉此出去療養一段，調理一下身體和精神。

周恩來不幹。他望著醫生時，目光陰鬱、鎮定，帶著沉思和一種淡淡的哀涼，低聲懇求：“你們先不要忙，先讓我忙過這一段。再說，查出癌症又有什麼辦法？我這麼大歲數了，能多忙幾天，多處理幾件事就可以了。”

總理的這個態度並不只是一貫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賀老總那套“理論”的啟示，這裡還有形勢和歷史的要求。為了努力減輕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種種混亂及惡果，他必須抓住林彪叛國事件後歷史出現的轉機。這種機會稍縱即逝，若不及時抓緊，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時間多大代價才能再得一次這樣的轉機。他必須藉此舉起批判極左思潮的旗幟，儘可能使黨和國家從危難困窘中擺脫出來。

許多人，甚至曾經在總理身邊工作人員中的部分同志，在過去相當一段時間裡喜歡說“四人幫”拖延干擾了對總理的治療，使總理沒有及時住院，沒有及時手術，沒有及時……

作為仇恨的情緒可以理解，在政治鬥爭中為了進一步激起民眾對“四人幫”的憤恨而這樣講也無可非議。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種說法站不住腳。“四人幫”再壞也沒有這麼大本事。比如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周恩來抱病飛赴長沙，向毛澤東彙報人事安排等問題。臨行前，醫務人員發現他的大便有潛血，需要立即進行檢查治療。之所以沒有“立即檢查治療”，並非“四人幫”故意拖延。“謀害總理”，而是葉劍英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了在籌備召開四屆人大的關鍵時刻不讓“四人幫”趁機抓權而表示“現在不能提及此事”，“並反覆叮囑醫務人員要想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也要保證周恩來安全回來”。總理對自己的病也始終是採取治療要配合工作。以工作為主的態度。他對醫務人員明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