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給人一種棒子的感覺。他喜歡自詡為一把劍，但人們都感覺他是很大馬棒。

他有許多同黨和爪牙，但同黨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趨炎附勢，或者投機鑽營，或者利害關係一致。正像人們常說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沒有不變的友誼。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獄，迫害了多少好乾部？沒有哪個能講清。就是對林彪、江青、陳伯達、張春橋這樣的“戰友”，他的態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澤東作聯絡工作的王海蓉、唐聞生叫到病床前，要她們向毛澤東報告：江青、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並提出證明人。之後4個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傳記》作品認為這是他“靈機一動”的最後“投機”，是因為發現毛澤東已經警惕江青一夥手伸得太長，而江青註定要完蛋。這種說法還不準確全面，甚至牽強。也許有這種因素？但不該忘記，康生本質上就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他早不說晚不說，臨死留下“江青和張春橋歷史上都是叛徒”的話，有其策略上的考慮。整個“文化大革命”他是高階“顧問”，他明白在打倒“劉鄧陶”及一大批老幹部的時候，出於策略不能動江青、張春橋。就是同林彪“鬥爭”時，這些人的力量也須借重。臨死時，他自然不願留下“歷史的遺憾”，敵對的“分子”他已費盡心機全打倒，沒什麼對手要打了，他的最後一棒就毫不猶豫毫不客氣地打在同黨的頭上。

他希望歷史為他重重寫一筆“劍與火的化身”，希望留個“戰鬥的一生，不妥協的一生”。結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與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懷疑狂、偏執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這樣的病態人物不是絕無僅有，康生不過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這樣一個“狂”人，對總理能為善嗎？俗話說，沒有不透風的牆。有次醫務人員悄悄對我說：“衛士長，叫總理少來看他吧。”

“怎麼了？”我問。

“每次總理前腳走，康生就在後面罵……”小護士像個受驚的兔子一樣朝身後左右瞄了幾眼。

“罵什麼？”我也朝四周警惕張望，聲音壓得很低。

“他、他，”小護士那副緊張害怕又按捺不住的複雜表情至今還活靈活現在我腦中，“他說……周恩來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還說……這個人就是右。”

我當時又氣憤又擔憂，周恩來剛從康生病房裡出來，我就跟上去小聲說：“總理，有個情況必須向你彙報……上車我再說。”

坐上“紅旗”車，總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後問：“什麼情況？”

“總理，康生在背後亂議論你呢，說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憤憤地報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並不歡迎你，還理他幹什麼？不去了！”

周恩來坦然一笑，把身體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關照一句：“你們不許亂議論，搞自由主義不好。”

他仍然堅持去看康生，好象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並且一句議論康生的話也沒講過。

就在這件事後的一個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來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對中央各首長的保健醫生們或大或小都是個警惕的訊號。因為膀骯癌比較特殊，如果腫瘤不是長在膀胱的進出口處，患者沒有感覺，很難早期發現。所有保健工作人員，一般都要注意保健物件的飲食起居有何變化，捕捉可疑的蛛絲馬跡。

由於膀胱癌早期患者無感覺，不會在飲食起居上發生變化，所以全靠化驗資料來判斷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規，對中央領導要每月化驗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將總理的尿樣透過護士交給了保健醫生張佐良。他是總理的第三任保健醫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後來調到北京醫院任內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強，後任中日友好醫院院長。張佐良是1965年8月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來了不到一年就趕上“文化大革命”；總理忙得不可開交，他也忙得廢寢忘食。

尿樣一拿到，張醫生馬上化驗，發現了三四個紅血球。據說男性老人，尿裡有一兩個紅血球還算正常的，但三四個顯然就多了。

也許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許是膀胱結石，小便時滾動磨出了血？可萬一是腫瘤……

康生的例子擺在那裡，不能大意。兩天後，張醫生慎重措詞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前兩天化驗尿樣結果有些不正常。也許是尿道出現了畸形或結石，也許是泌尿系統血管硬化，也許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