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醜。”

師哲也笑了，說：“總理，你就是太認真，多喝了點酒也值得向中央檢討？都像您這樣的話，蘇聯那些酒桶們就別幹事了，三天兩頭向中央作檢討去吧。”

總理搖搖頭，認真說：“你講的不對。那是他們，我們不同。還是要接受教訓。”

總理是接受教訓的，以後在外事活動中，無論什麼樣的環境氣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開始節制，這個程度就是興奮之前。因為一旦喝得興奮起來。再想節制就困難了，會身不由已。

不過，“自家人”喝酒，腦子裡那根弦就不會繃得緊，喝興奮了的時候有，興奮起來免不了會有進一步發展，於是，我又看到一次總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國人民志願軍總部官兵在司令員楊勇上將和政委王平上將的率領下撤出朝鮮，凱旋歸來。周恩來總理滿心喜悅，在北京飯店設宴歡迎志願軍總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動，很興奮，剛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聲吩咐：“今天我很高興，要動真格的。給我換酒。”他斟一杯茅臺，“揭發”我們說：“你們那個自產的我不喝了，我喝貴州茅臺！”

志願軍官兵歡呼鼓掌，為周總理“動真格的”而感榮耀。這樣的場面和氣氛我們還能說什麼？一聲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實實在在拿上來的全是茅臺。

我們理解總理的心情。整個抗美援朝期間，前方是彭德懷抓總，後方是周總理總攬一切事務。我們計算過，每天工作都在16小時以上；稍有大的戰役，便連續幾天不合眼，誰也說不清他費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軍一過江，彈藥、給養、醫療、交通運輸等等，都是周恩來親自組織生產調運。在軍事上，大的方針、決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戰役，比如打到漢城部隊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敵登陸作戰。但具體工作都是總理負責。所有前方來電，都是首先由周總理審閱定奪。軍事參謀郭英會每天都要交給總理一百多份電報，甚至二百多份電報。當時部隊方面，總參謀長是聶榮臻，總後勤部長是楊立三，但戰爭一打起來，我們都發現，所有發往前線的電報一律由周總理親自簽發，並且主要也是由他擬寫。我們曾納悶，聶榮臻是總參謀長，為什麼事無大小全都報請周總理簽發？他一點主都不能作嗎？

郭英會曾向總理建議：“總理，你太忙了，這樣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體事是否可以叫他們自己解決，叫他們直接處理，不必上報？……”

總理搖頭：“不行。你們不要伯我忙，我能忙過來。”

後來我們才得知，總理對聶榮臻不放手，是因為聶榮臻發的一個電報沒上報，毛主席批評了。總理怕放手再出差錯，所以堅持事無鉅細，必要躬親。

對總後勤部長楊立三，總理也始終不肯放手。他與楊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長征路上，總理患肝膿腫，差點死掉，楊立三親自給總理抬擔架，一直抬出草地。後來楊立三去世時，總理堅持為楊立三抬棺材。就這樣深的感情，總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楊立三去世後，黃克誠大將接任，總理才放手。他說黃克誠明全域性，知大義，辦事穩重，可以放心。

建國之初，中共中央還沒有政治局常委，就是書記處，五大書記大權總欖，毛主席只抓中心問題，具體事務全交總理，總理不但要抓軍事，抓建設，還要抓宣傳輿論工作。

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霸王”，必須鼓動全國人民敢同美國鬥爭。當時國記憶體在的主要思想問題是崇美、恐美、媚美。許多民主黨派都憂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問題，集中就是美國那麼強大，打不贏怎麼辦？所以出兵前後總理忙壞了，經常是幾天幾夜不合眼。

西花廳總理辦公室分前院後院，前院接待外賓和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後院接待黨內軍內負責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後院，忙完後院又忙前院。主席說：“你那裡是軸心。”

在我記憶中，當時的政府部長，民主人士佔很大比例，都歸總理管，總理每星期都要同他們談話，通報情況，統一思想，合力對敵。李維漢、陸定一、聶榮臻、楊立三，每星期至少同總理開三次會。

緊接著美國人轟炸鐵路，滕代遠和呂正操來總理這兒越來越頻繁，搶修鐵路也要總理親自抓。

那時空軍剛建立，馬上面對了參戰問題。劉亞樓司令員和蘇聯顧問也來得一天比一天勤。

後又爆發細菌戰，問題也是由總理具體抓。從前方弄來的細菌，組織醫務人員分析化驗、專家鑑定，進而在國際上開展宣傳鬥爭，搞了相當長時間，花費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