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明地聞出，周恩來撥出的氣都充滿酒香。我心疼地小聲問：“周副主席，你怎麼一杯也不讓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裡有人作手腳，放毒……”他只耳語一般地喃喃了一聲。

那次酒後，周恩來又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我常想，像他那樣連續工作，睡眠嚴重不足，體質下降，又空腹地連續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幾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撐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氣氛。面對圍攻的氣氛，保護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奮，酒量得到了超常的發揮。

給我印象深的，能夠顯示他酒量的還有一次發生在雲南，是完全不同於重慶那次的氣氛和心情下，轟轟烈烈地喝了一場大酒。

記得那是亞非會議結束以後，我們跟隨總理乘飛機從萬隆回到昆明。雲南黨政軍的領導幹部為了慶祝萬隆會議圓滿成功，舉行宴會招待總理和代表團。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軍區，幾個系統的領導幹部輪番向總理敬酒，這是出於敬愛、歡迎和感到無比榮幸的敬酒，總理不願掃大家的興，更不願讓敬酒者尷尬，儘量滿足每個人。無論熟與不熟，職務高或低，他都滿足了每個人的願望。當他頻頻與敬酒者碰杯乾杯時，我就聯想到他與群眾握手的場面。周恩來無論見哪方面的幹部群眾，都一定滿足大家握手的願望，與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後排，有手伸過來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經骨折，活動受限，我們勸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藥布，站在門口，堅持和被接見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別！

現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樣熱情周到，不拒絕敬酒，還主動向同志們敬酒，越是職務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員，他越不忘敬酒。

應該說，雲南省黨、政、軍幹部都喝得實實在在，絕沒誰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乾杯，用他們醉後講的話說：“跟總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興。”

說實話，那次喝酒仍屬總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雲南幹部喝醉許多，總理卻一點沒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樣：紅光流溢，神采飛揚，興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談；上下5千年，縱橫lO萬里，那淵博的知識和機敏的思想談吐，傾倒了所有在場的人。

不過，所有這種宴會場合，只能說個總理很能喝，確實酒量大，卻很難真正說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總理最討厭“大概”、“可能”、“估計”一類籠統話；他格外注重數字，為了準確。這點後面要談及。那麼，總理喝酒我也不能總講籠統場面上的話。我可以舉兩次“賭酒”的例子。這是“單個教練”，可以準確說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廬山會議時，有天晚上總理從主席那裡出來，吩咐說：“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靜請我吃飯呢。”

提起楊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靜，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因為楊尚奎是老革命了，當年在中央蘇區擔任省委宣傳部長，建國後任江西省委書記，中央在廬山開會時，他和夫人水靜總要盡地主之誼。水靜那時年輕瀟灑，待人熱情，給大家印象很好，還曾幫助一組衛士找物件，一時傳為佳話。

她給大家印象深，還有個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於江西在國家3年困難時期，每年撥出十幾億斤糧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產形勢和經濟恢復都比較好，所以總理顯得很高興，路上興致勃勃問一句：“都說水靜酒量很大？”

我說：“好象聽人講過。女同志不喝則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總理笑著點頭，神情蹊蹺：“她把我的部長灌醉了呢。”

“誰？”

“廖魯言。”

“真的？”我吃驚地睜大眼，“哎呀，那總理可要小心點。”

總理能喝酒。國務院能喝酒的不少。張彥、喬冠華他們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慶日子，常站起來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勸酒，興致極高。常有喝醉的時候喝醉的人；醉後話多，出過不少洋相。

總理最喜歡和陳毅、喬冠華一道喝，有這兩個人，氣氛就熱烈，就愉快。這兩個人放得開，但是不粗俗；酒興大發也不會講出低階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詩詞歌賦，妙語如珠。

所以，總理喝酒喜歡問兩句話：“陳老總來不來？”或吩咐：“叫喬老爺來參加。”

總理與陳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喬冠華是總理一手培養起來的外交家，一直深得總理喜愛。我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