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是“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被極端化以後才變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呆幾天，你一定不會說這是“講大道理”，你將感慨萬千地明白，什麼叫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

周恩來的生活習慣前面章節都講過，完全是圍繞工作“見縫插針”，毫無規律可言，吃飯和睡眠時間極少，而鄧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時間。所以常常是鄧大姐睡醒一覺，周恩來還在辦公；鄧大姐起床洗漱，周恩來剛回臥室吃了安眠藥睡覺。鄧大姐吃午飯時，周恩來或早或晚剛吃早飯。除非請客，他們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週難得在一起吃幾頓飯或睡在一起。

由於總理時刻生活在工作人員的包圍中，可以說，從兩眼一睜到吃過安眠藥入睡，身邊總有秘書等人跟著遞彙報條、請示，送審批檔案。所以，總理和大姐就連說話的機會也是很少很少。

他們有什麼事要說，多數是在衛生間，利用周恩來洗漱的機會，鄧穎超去跟周恩來談點事，當然也有公事，主要還是談點家庭裡的事。所以，衛生間被我們稱為“第一辦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著稱為“成了我們的談話間”。我們也自覺，逢大姐來跟總理談話時，儘量不跟大姐搶這幾分鐘的洗漱時間，除非有特別重大的事。

有時大姐跟總理一道吃頓飯，很高興，很開心，秘書們卻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請示報告。鄧大姐從沒為此生氣。我在總理身邊幾十年，只聽大姐說過一句算不得牢騷的苦澀話。那是一次吃飯，由於不斷有秘書來請示報告，總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筆，甚至吃兩口飯就得說七八句工作上的話。鄧大姐開始還獨個兒慢慢吃，趁秘書來去的空間搶說幾句話。後來怕總理這頓飯吃不飽就不槍時間了，讓總理在秘書來去的空間抓緊吃幾口飯。再後來，見總理又批檔案，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裡撥口飯，她心疼地皺起眉頭，放下筷子，默默地望著總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終於，當總理把一個急件交我時，抬眼看到了對面望著自己的妻子，感覺到那目光的異樣，小聲說：“小超，你怎麼不吃了？別等我，菜要涼了的。”

鄧穎超臉上掠過一絲笑紋，那個笑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會有這種笑，光是賢妻良母，也不會有這種笑。必須兼有革命者和賢妻良母這兩條，才可能有這種笑。

“你也快吃。”鄧穎超柔和地催促，接著抬眼望住我，說出那句苦澀的話：“你們也給我們老倆口留個說話的時間呀。”

我無限歉疚地望著鄧大姐，張一張嘴，卻什麼也沒說出來。

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對不起總理和鄧大姐。但我知道這種說法只反映我們的心情卻並不正確。正確的說法應該是，總理和大姐確實對得起黨，對得起國家，對得起人民。用張佐良同志回憶時講過的話說，叫作“一片赤誠可對天。”

總理找到鄧大姐做伴侶，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遠見卓識的一個證明。戰爭年代的顛沛漂泊、奮鬥犧牲且不說，就是進城後，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澤東下到一般服務人員，無不公認周恩來是“最忙的一個”。我們嘴上不敢說，心裡是常常拿江青與鄧穎超相比的。這一比，不僅是比出毛澤東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來的幸福，同時還比出了作妻子的難處：

作革命家的妻子難，作革命領袖的妻子更難，作周總理的妻子才是難上加難啊！

幸虧周總理早在旅歐初期，結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麗的姑娘”時，遠見卓識地作出判定和選擇：“當我決定獻身革命時我就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她不合適。”周恩來冷靜思考的結果是，這位伴侶必須是“能一輩子從事革命，能經受得了革命的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於是，他明智地選定了鄧穎超。

江青也曾跟隨毛澤東經歷艱難險阻和驚濤駭浪，她與毛澤東的婚姻最終卻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可見，光是能經大風大浪還不夠，作為領袖的妻子，必須要具備優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鄧穎超，她們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異。

鄧穎超是個樂於奉獻的人，她一切的奮鬥都是為了“給予”；給予黨。給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援丈夫全身心地去為理想持搏，為人民服務。

江青是個勇於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奮鬥都要求得到報償；她的奮鬥精神確有超過常人之處，但奮鬥後的索取，也必須加倍地超過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經常跟丈夫大吵大鬧，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