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齡小的一個。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戰結束後，重慶的黨員幹部裡，多數是新鮮血液，都比鄧穎超年輕，所以不知不覺就改稱了“大姐”或“鄧大姐”。周恩來始終把鄧穎超叫“小超”，鑑於大家已改稱呼，則對著鄧穎超叫“小超”，對第三者講話時，也隨大家叫“大姐”或“鄧大姐”。

鄧穎超結婚時，稱呼周恩來為“恩來”，偶爾也稱“周公”。到了長征前後，周恩來蓄一部又長又黑又密的美髯，鄧穎超便以這部大鬍子改稱周恩來“胡公”。抗戰爆發後，周恩來主要在重慶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處叫“周公館”，鄧穎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稱呼其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進城，叫到建國，便基本不叫了。改稱“思來”和“總理”。一般倩況，夫妻間稱“恩來”，公事和社交場合稱“總理”。就是說，在稱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現在，鄧穎超在西花廳家中，只面對周恩來，自然是稱“恩來”。偏偏她問的“風向”問題又是公事，周思來一聽就生氣了，猛地睜大眼，望住鄧穎超嚴厲責問：“什麼風向問題，是誰告訴你的？”

鄧穎超自知犯了忌，無意中介入了周恩來的公事中，不敢隱瞞，用知錯的語氣解釋：“我只聽老喬說了一句是風向不對麼……”

“你把老喬叫進來。”周恩來放下了手中的公事，這是要認真追究了。

喬金旺不安地走進總理辦公室，臉有些紅。

“你怎麼知道是風向不對？”周思來聲色俱厲，“是誰告訴你的？”

喬金旺噎住了。這事無論如何不能把軍事秘書“賣”了呀。他索性低下頭不吱聲了。

周恩來見喬金旺這樣，也沒再發脾氣。因為貼身警衛不是瞎子聾子，偶爾聽到一句半句打電話或交談中的話也是難免的。他對門口的鄧穎超吩咐：“你跟老喬談一談，怎麼能隨便和人談這類事情呢？”

總理這句話含了兩層意思。一是喬金旺不該知道這件事，二是即便偶爾聽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說，就是跟鄧大姐這樣的有夫妻關係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說。

見總理開始辦公了，鄧穎超忙把喬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緊張。”鄧穎超先安慰一句老喬，然後批評和自我批評一起說：“總理呢，是嚴格要求。幾十年都是這樣，我瞭解。挨點批評就挨點批評吧。以後有什麼事情不該跟我講的可以不跟我講，不該知道的我也不問就是了，咱們都接受教訓。”

正因為鄧穎超能夠擺正關係，保持獨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並深得周恩來的信任。必要時，周思來敢於放心地託付鄧穎超一些事。比如他的辦公室門上的鑰匙和保險櫃上的鑰匙，一天24小時不離身；平時裝兜裡，睡覺壓枕下，起床時馬上又裝兜。鄧穎超沒有這兩把鑰匙。但是，一旦周恩來要出國，這兩把鑰匙交別人不放心或不合適，他只交鄧穎超保管。他相信鄧穎超會像接受保密任務一樣把鑰匙珍藏起來，不會暗去開門開櫃。

記得有次出國訪問，到機場時，周恩來想起鑰匙還在兜裡，忙裝入牛皮紙信封，封死後，交機要人員送鄧穎超保管。周恩來出訪回來，與鄧穎超見面時，第一件事就是鄧穎超交還那個封有兩把鑰匙的信封。

周恩來笑著說：“嗅，你連信封也不開啟檢查一下？”

鄧穎超說：“你怎麼交給我，我怎麼還給你。”

周恩來笑得更歡了，說：“我忘了告訴機要一聲，這信封裡還有我寫給你的一個便條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憶，江青是不該問的到處問，不該看的想方設法要看到，為此跟機要秘書鬧過脾氣。與鄧穎超比較起來，他們最後命運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於自身嗎？

志同道合未必能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礎。加深這種感情並使之持久，畢竟還須雙方的努力。周恩來屬於妻子的時間很少很少，但他會溫柔，善體貼，懂關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時間裡，給予妻子最大的滿足，這無疑是他們夫妻之間關係親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來客人多，來談話的，開會的，每天不斷。他熱情好客，喜歡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鐘點了，他習慣說一句：“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大姐請你們的客。”

周恩來習慣講這句話是有來歷的。

剛實行薪金制時，總理留客習慣說：“別走了，一塊兒吃飯吧，今天我請客。”

這本是家常話，並沒什麼不對。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