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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來，該活動一下了。”鄧大姐在門口最愛講的就是這句話，每天講一遍，不多打擾總理，能提醒他活動一次就滿足。

有時也提醒：“恩來，該吃飯了。”如果周恩來仍然不停止辦公，那就加重點語氣，改稱：“總理，該吃飯了！”

這樣稱呼是為了表明，我不僅因為你是我丈夫才關心你該吃飯了，更因為我們是戰友、同志，我必須站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上來提醒你愛惜身體，按時吃飯。

總理逝世後，一些同志找鄧穎超瞭解總理生前的各種事跡經歷，鄧穎超說不上來，只能歉意地說：“他的工作我不瞭解，許多事秘書知道，我不知道，你們找秘書問去吧。”

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後，第二天便訂立了一項協議：兩人可以在一個地方或一個機關工作，但不要在一個具體部門共事。幾十年來，他們都遵守了這個協議。

1982年，有人找鄧穎超瞭解周恩來生前做的一項工作，鄧穎

超說不出，她不瞭解。但她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嚴格遵守保密紀律的共產黨員》。這是她所瞭解的周恩來——你不應該說的事，不要說；你不應該問的事，不要問；你不應該看的檔案，不要看。越是黨的負責幹部，越是擔負責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則地做到這一點；越是對自己親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從通訊確定戀愛關係時起，周恩來與鄧穎超就確定了允許並尊重對方可以有秘密，只屬於個人的秘密，不像傳統世俗的舊觀念，所謂夫妻一體，就不能有各自的獨立性和隱秘。

周恩來和鄧穎超確定戀愛關係後，彼此都不知道對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鄧穎超對我們講過，直到結婚時，經組織溝通，彼此才知道對方已經加入共產黨。但他們誰也沒有責怪對方隱瞞了自己。

周恩來去南昌領導“八一起義”，與鄧穎超握手言別，分明是生離死別，周恩來卻什麼也沒說，直到離開武漢的那一刻，才籠統說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幹什麼？呆多久？何日再相見？怎麼聯絡？周恩來沒說，鄧穎超也不問。直到12天后，國民黨的報紙登出了“南昌起義”的訊息，鄧穎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幹了驚天動地的造反的大事業。

這種“互不打聽”的關係一直保持到生命終結。周恩來在彌留之際，有一次醒來，與鄧穎超手握手地互相望著，充滿了無限依戀不捨的神情。他們彼此是最瞭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來的嘴唇輕輕抽動，鄧穎超俯下身去，望著周恩來，等候他講什麼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來從喉嚨裡輕咳出一聲，終於吐出鬱積心底很久的一句話：“我肚子裡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鄧穎超輕輕點頭，目光裡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溫柔與平靜，回答一句：“我肚子裡也裝著很多話沒有說。”

他們彼此握緊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講清了。那情那景，令我們陪護在身邊的同志深受感動，並且對夫婦之道的認識一下子提高到了一個新境界，新層次。

當時，陪護總理的主要是我和衛士高振普，後來又增加了喬金旺。我們曾由總理和大姐的這兩句對話，憶及許多往事。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總理的辦公室裡電話一個接一個，人來人往忙得不可開交。但是除了軍事秘書，無論是鄧大姐還是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卻不知在忙什麼。直到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正式宣佈了，我們才和全國人民一樣驚喜歡呼起來。

以後爆炸次數多了，就難免漏出點風聲。

那是一次試爆前，總理辦公室又是電話不斷，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鄧大姐起床後，見到值班警衛喬金旺，就關心地問：“總理睡了沒有？”

老喬搖搖頭：“還沒有睡。”

“什麼事啊，又一夜不睡？”

這本是隨口問話，並非是存心打聽。喬金旺從軍事秘書嘴裡聽到一點影子，也就隨口回答：“聽說是風向不對。”

鄧穎超出於關心，便推開總理辦公室的門，探頭問一聲：“恩來呀，聽說是風有問題？”

周恩來與鄧穎超彼此的稱呼，細琢磨是很有講究的。

周恩來認識鄧穎超時，周恩來21歲，鄧穎超15歲，周恩來就叫鄧穎超“小超”。這個稱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同事中鄧穎超漸漸由“小”到“大”，稱呼自然而然起了變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