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講這些是什麼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頂皮帽子。”

“我不需要。”總理搖頭。

“有備無患。”我勸說，“你不是去觀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萬一凍病了，躺倒了，就要影響黨和國家的大事……”

總理被我說動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聽你的。”

於是，我們給總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頂皮帽子。我以為這次是真做對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們是毛衣毛褲，棉衣棉褲，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長時間停留不動。特別是到西伯利亞，零下30多度還是好天氣，夜裡一颳風可真不得了，雖然不至於吐痰凍在嘴唇上，唇上也確實不敢沾唾沫，沾溼了就馬上有結冰的感覺。

我有點替總理擔心。因為一帶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褲，絨衣絨褲，棉衣棉褲統統丟下不帶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夾背心；下身就是一層襯褲一層外褲。大衣是個皮筒子，上下通氣灌風，真怕總理凍出病。

這一層擔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難以想象難以置信的，總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嚴寒中一站3小時，所有人臉上都會出現青灰的寒色或雞皮疙瘩，總理卻紅光滿面，從皮領口和帽沿下流出騰騰熱氣。不動還好，稍有運動，比如說走著參觀，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來！

“上當了，上當了。”總理開始小聲發牢騷，“這傢伙又沉又熱，何秘書，我可是上你們的當了。”

總理不時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極講儀表的人，什麼衣服穿上身，決不隨便解開一個扣，再熱也要保持整齊。

我很納悶：“總理，我們毛衣毛褲，棉衣棉褲還要穿個皮大衣，你……”

“我怕熱，你又不是不知道！”總理心裡有氣。

“轉戰陝北到進京，你也穿過棉衣……”

“那是蓋棉被！”總理糾正，“那時走到哪兒，隨便一倒就睡一覺，棉衣是當棉被。現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兒睡……”總理搖著頭，朝我揮揮手：“上當了上當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總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條布襯褲，上身加件我的絨衣。就這一身，到處走走看看，沒有事。

我不能不擔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軍呢大衣呢？偏偏帶了皮大衣就沒帶海軍呢大衣。總理連呼上當，本來就不高興，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勸了。

然而，離開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亞就不能不勸了。有時氣溫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捱罵也得勸他穿上皮大衣。當時我可沒料到這一勸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

那一路多次停車，參加地方黨政領導人舉行的宴會，參觀工廠。戶外活動時，總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說熱也不能嘀咕上當了，熱著熱著，忽然鼻子一溼，忙把頭轉向一邊，用手絹去堵。

糟了，總理流鼻血了！

從這次“血的教訓”，我才明白總理確實怕熱不怕冷。回到專列上，總理丟下皮大衣，又開始說“上當了。”大家面面相覷，都預設這是事實。

此後，這件皮大衣就壓了箱底，總理再沒穿過一次，直到他逝世。鄧大姐對我說：“這件大衣基本沒穿過，還新著呢。總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時是供給制，大衣應是公物，還是把它繳還公家吧。”

於是，總理1950年1月20日訪問莫斯科所穿的這件大衣，在25年後又新新地“完壁歸趙”還給了公家。

我們為總理做的那件絲棉襖，總理也從沒穿過。我們也接“血的教訓”，一次沒請他穿。每年冬天，總理下身就是一條襯褲、一條外褲，上身就是一件襯衣，一件呢子外套，偶爾加件夾背心。天氣最冷時，哪怕是去機場迎送外賓；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總理一身單，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風裡一站兩個小時，紅光滿面，沒有絲毫寒冷之狀。這使許多人都驚訝不已。賀老總等幾位首長想學學總理，可是不行，在機場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過去的。也只有總理是個例外。

總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極少感冒，偶爾有點感冒，嘴裡含口酒就可以好。常聽議論：蘇聯人在寒冷中生活慣了，特別經凍。還有一種說法：白種人比有色人種耐寒；白種人比黃種人耐寒，黃種人比黑種人耐寒。如果這種說法真有什麼科學根據，那麼周恩來肯定是個例外。他比絕大多數白種人都耐寒。記得196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