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你負責。”我招呼衛士，“來，扶總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總理肩膀，想強迫他去睡一會兒，可是，總理忽然發火了：“胡鬧臺！你怎麼就想不到要為我們的志願軍戰士負責？”

我被嚇退一步，看到總理網滿紅絲的，眼睛惱火地盯緊我，由於生氣動怒，鼻血淌得更厲害了。

“總理！”我叫了一聲，我哭了，“你，你別生氣啊……”

總理下意識地擦一下流到唇際的鼻血，皺著眉頭，放緩一些聲音：“我可能嚴厲了一些。可你想過沒有？我們有4萬志願軍戰士在朝鮮前線流血犧牲，我流這點鼻血又算得了什麼？我現在去休息，耽誤了電報，對得起志願軍戰士嗎？”

“總理，我錯了，我考慮不周。”我流著淚說，上前替總理換棉球止血，“你別生氣了，不然血流得更厲害，你不要說話了……”

總理一直堅持在辦公室，直至收到前方來電，又口授了覆電內容，簽發了覆電，然後才服藥休息。那以後，再逢總理累得流鼻血，我們決不敢強迫他去休息，只能忍著心疼相機勸說幾句。總理根據情況，有時不聽勸，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繼續工作；有時情況不那麼急，沒有重要的事非辦不可，他就聽大家的勸，隨手抱幾份檔案，走進他的臥室。

總理無論怎樣疲憊不堪，上床後必要辦一會兒公，否則無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後不看一會兒閒書就難以入睡一樣，已經養成習慣。所以，這個臥室可以算作總理的第4辦公室。

總理的床頭也是三件“寶”：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如果總理主動停止辦公睡覺，那就會心裡有事，難入睡，睡著也不踏實。他經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睜不開了，就抹清涼油，繼續看，直到“失去知覺”，也就是在無意中自然入睡為止。

值班衛士隨時注意著臥室內的動靜，一旦總理入睡了，便輕手輕腳進去，將燈熄滅，再輕手輕腳出來，關嚴門，小聲對值班的秘書們說：“回去吧，總理睡了。”

當然，有時總理是自己關燈睡覺，這是主動有意地要睡覺，一般是沒什麼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頭痛得無法看東西了。總理用腦過度的痛苦之狀我們都見過，微蹙眉頭，不敢睜大眼；這時他要服安眠藥，並由護士人員幫忙作些頭部按摩，促進血液迴圈。

總理主動熄燈睡覺，常發生睡不踏實的情況。一見他關燈，值班秘書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總理“第四辦公室”的燈又亮起來，這是他又想起了什麼事，叫衛士再把秘書找來，或詢問，或交待一件事，或對某項工作作出指示。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總理見秘書跑來跑去，心裡不安，就說：“唉，真麻煩你們了。還是給你們寢室安部電話吧。”

於是，值班秘書的床頭就安了一部紅機子。總理床頭也裝一部紅機子，這部紅機子沒有撥號也沒有鈴，拿起話筒就可以讓總機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進來，因為不響鈴。怕響鈴驚擾住隔壁的鄧大姐。

有了電話，我們就可以少跑許多腿。有些事，在電話裡就可以說了，回答總理的詢問或接受某項指示，而不必再從寢室跑到總理的“第四辦公室”。

我們有時開玩笑，西花廳是電鈴的世界。總理的4個辦公室都裝有按鈴，從廁所衛生間到餐廳到辦公室到臥室，隨時按響鈴召喚秘書。

辦公條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總理的“第四辦公室”，開始條件簡陋，總理抱著檔案上床，在身邊一放，就將背靠在了床頭上。他批閱檔案時，就將兩腿弓起來，檔案放在腿上，邊看邊批示。這樣是很累人的，而且檔案放在腿上，寫字不易寫好，還吃力。衛士見了這種情況，就幫忙找來一個硬紙板，讓總理墊在腿上。

這樣寫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鄧大姐見了，心有不忍，動了動腦子，把木工請來，親自講了設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設想做了一張小桌子，帶傾斜面，剛好能卡在床上。這樣，總理辦公就可以減輕些勞累。

這張小桌，平時只放三樣東西：紅藍鉛筆、老花鏡和清涼油。60年代，總理勞累過度患了心臟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預防心臟病淬然發作進行救急的藥品硝酸甘油。現在，這張傾斜的小桌子就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

總理在“第四辦公室”裡的辦公，經常是處於強撐、苦撐的狀態。有幾個場面給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難時期，由於中央領導都堅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標準，總理那麼大工作量，怎麼受得了？他身體素質明顯下降，瘦得眼窩都凹了進去，並且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