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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第二辦公室,就是總理的餐桌。說餐桌不說餐廳,是因為總理無論在哪裡吃飯,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間,宴會也不停止工作嗎?不停止。無論宴請外賓內賓,本身就是做工作。
當然,我要講的還不是宴會談話那種工作,我講的工作仍然是指處理各種公務。包括讀報、看檔案,批電報、聽彙報,開小會,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辦公室”主要還是指他家中的客廳兼餐廳。
第二辦公室遠不如第一辦公室名聲大,因為趕早不趕晚,急事大事都趕在第一辦公室處理了,沒有特殊情況,不是臨時發生急事大事,秘書們輕易不忍心在吃飯時間去打擾總理。何況鄧大姐是為此發過話的:“你們20多個秘書對著他一個,輪番作戰,也得給他個吃飯喘氣的時間啊。”
話是這麼講,我們還是無法給總理安排出吃飯時間。總理的辦公桌上擺有檯曆,值班秘書事先都將總理一天的活動安排記在臺歷上,檯曆的正反面都記得滿滿的,寫不下還有一塊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寫得滿滿的,所以總理的工作也排得滿滿的。開會、匯。報、談話、會見、接見、批閱檔案、作報告,時間是以分鐘來計算。比如毛澤東主席約周恩來下午4點見面,我們可以把總理的活動表一直安排到3點58分,剩2分鐘是總理走路的時間。他走路快似一陣風,從西花廳到菊香書屋,兩分鐘就一溜小跑地趕到了。
1981年1月20日,鄧大姐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將周恩來總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曆交給了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這是周恩來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過的日曆,叫作工作日曆。因為記滿了26本日曆零8頁日曆紙的內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曆,一分鐘追一分鐘,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種工作,唯獨找不到吃飯時間安排在哪裡?
因為總理吃飯多數是見縫插針,因為總理吃飯從不脫離工作。
毛澤東吃飯沒有規律,周恩來吃飯也沒有規律;毛澤東吃飯手不釋卷,周恩來吃飯也手不釋卷。周思來主要是看報,在第一辦公室末及細讀的文章,都要在第二辦公室細讀一遍。
不過,周恩來與毛澤東也有不同。當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談判時,毛澤東帶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學的,所以談判中,有關援建專案和中國經濟生產的現狀,毛澤東和他帶的一班人都講不清。在場的同志曾告訴我,斯大林對毛澤東說:“談生產和援建專案你不行,你叫周恩來來談。”周恩來隨後帶了一班人馬趕到莫斯科,他帶的一班人都是搞經濟的。宴會上,毛澤東講過一句:“現在,我們搞上層建築和搞經濟基礎的全套人馬都來了。”
搞哲學可以擺脫大量具體事務的糾纏,搞經濟就必須解決具體的實際問題。所以,總理吃飯不但要看報,還得批閱檔案,隨時聽我們的彙報並作出指示。總理每天吃什麼飯,我們基本都知道。因為20多個秘書,總得有幾個碰上吃飯時間找總理請示事情。
只有遇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時,我們儘量避免去請示問題。總理吃飯沒規律,極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這種時候,也確實讓人為難。
有一次,秘書楊純就遇上了這個難題。有篇關於農業政策的稿子要見報,定稿時有幾處改動,需要總理審定。她拿了稿子找總理,正碰上總理和鄧大姐一道吃飯。等等再來吧?那邊又盯著立等回話,她可真作難。在門口轉磨似地走幾圈,忍不住朝門裡探一下頭。臉孔在門邊剛閃過,恰巧被總理看見了。
“進來嘛,”總理馬上招呼,“有事就進來嘛。”
楊純只好走進去,看看總理又看看鄧大姐,樣子很是尷尬。
“唉,”‘鄧大姐笑著搖搖頭:“吃飯你們都不饒過他啊!”
“嗯,嗯……”楊純可真狼狽了。
總理笑著瞟一眼鄧大姐,又看看楊純,溫和地說:“沒關係,你說麼。”
楊純就趕緊說,趕緊送上稿件請總理審批。由於總理的時間太寶貴,我們秘書都養成說短話,說快話,說“是”或“不是”的講話習慣,一切客套話、寒喧語,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釋話都不要,連形容詞都一律刪掉。有人評價我們總理秘書說話是“開門見山於巴巴,單刀直入赤裸裸。”其實,越這樣越能直接明確地說清事情,為總理節省一點寶貴的時間。
吃過早飯(其實往往不在早晨),總理漱著口便走進第三辦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辦公室的痰盂裡。
總理的第三辦公室,才是一般人們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