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夜間常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接見、處理國際事務或國內大事。按當時制度規定，夜裡11點以後，可以吃夜餐。夜餐兩菜一場，有夜餐補助，每級幹部補助多少錢有明確標準，按這個補助標準，夜餐實際上可以不交錢。

不到夜餐的鐘點，在人大會堂就餐都應交錢，並且定有交錢的標準。高階領導人交8角，我們秘書工資低，交2角5分錢。

可是，總理在人大會堂吃夜餐，堅持照白天的標準，交8角錢。我們不好辦，人大會堂也不好辦，因為夜餐有補助，明文規定了的，交錢也不好下帳。

我去向總理彙報解釋：“總理，夜餐補助是明文規定的，你不要補助堅持交錢我們不好辦。你一向反對特殊化，你這麼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點特殊化。”總理點頭承認，“這是因為我的情況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裡辦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麼，怎麼能享受夜餐補助？”

“總理，我不能接受你這個道理。”我堅持意見，說：“你睡眠那麼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時。如果夜餐算正餐，那麼白天就餐應該算夜餐了？那以後白天享受夜餐補助。”

“白天怎麼冒出來了夜餐？講不通麼。你不要給我搞特殊。”總理揮揮手，“你去吧，就照我說的辦。”

“就許你搞特殊，不許我搞特殊……”我小聲嘀咕著退出來。有啥辦法呢？只好按總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隨總理的幾十年中，這是總理唯一一次“強詞奪理”地鬧特殊。

隨著年齡的增大，總理工作量不減，飯量不減，但是變化還是在悄悄發生……

總理喜歡和群眾一道吃飯。在田間地頭，他與農民一道吃飯；在工廠礦山，他與工人一道吃飯；在招待所、飯店，他喜歡和服務員一道用飯；在水庫工地，他和民工一塊啃窩頭鹹菜……

這種故事太多了，公開出來的文章也不少。我這裡講的可能與以上的故事有些不同。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總理陪外賓外出參觀。那幾天他吃飯很費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認為這是睡眠太少，過於勞累造成的，心裡很犯急。

記得是在參觀大寨的前後，在一次行動前，我感覺他有什麼事要說，但沒最後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飯的費力，我忙問：“總理，你身體不舒服吧？”

“不，我身體很好……”總理說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覺出那種看不見聽不出的異常。

“總理，你有什麼事吧？”

“嗯，”總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語氣說：“這次活動，吃飯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設法把我碗裡的飯弄軟一些？”

“可以。飯都是盛好了才端上來麼。”

“搞特殊了。”總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澀。他忽然輕輕嘆出一口氣：“唉，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

總理發出這聲輕嘆時，我看清了他變得灰白了的頭髮；曾經英氣勃勃的臉孔已經血肉耗盡，臉孔和脖頸的面板鬆弛下墜，並且出現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銳的雙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趕緊把臉轉向一邊。

“我的牙齒已經全鬆動了……把我碗裡的飯弄軟一些，”這就是總理猶豫再三才說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沒有忍住淚，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個人悄悄地哭了……

住

1949年毛澤東進京後，為防止敵人飛機襲擊，住在香山雙清別墅。周恩來有大量具體工作要做，住在城裡。就住在中南海豐澤園裡的菊香書屋。

隨著形勢漸漸穩定，毛澤東可以下山進城住了。總理親自為毛澤東選住處。在中南海看了各處的房屋，感覺還是菊香書屋的綜合條件好些。於是，周恩來決定自己搬出菊香書屋，請毛澤東來住。自己再去另找住處。

那天我是跟隨總理一道去選住處的。總理對中南海的建築情況已經很瞭解，知道有個西花廳還空著，抽空兒去看看房子。

西花廳，名字不錯，條件卻不好。位於中南海西北角，我跟總理剛進前院，就聽到一陣隆隆的馬達聲，腳下便鮮明地感覺出地顫。看房子時，不時聽到一驚一乍的汽車喇叭聲，聽管理人員說，夜靜時連車輪駛過的沙沙聲都可以清楚地聽到。

正說著，玻璃忽然響起來，那是被汽車馬達引起共振的原因。

“周副主席，這裡不行，太吵了。”我和大家一道發表見解。

“我住下吵，別人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