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辦？”

“豁出去挨頓批吧。”

“我是不忍心了……”

於是，我們兩人眼淚汪汪地退出來，看著手錶守在門口。我們不時交換一下目光；不忍心……還是不忍心……

就這麼一邊看錶一邊交換目光地拖延了一個小時。我把心一硬，說：“不能再拖了，叫醒吧！”

我們又來到總理的床旁，連續地輕搖輕喚，總理終於醒過來，兩手用力搓搓臉，像平日一樣，奮力坐起身，馬上以快節奏開始穿衣。

突然，他怔了一下，看到了表上的時間，臉上陡然變顏色，目光火辣辣地盯住我們。我們忙低下頭。

“怎麼搞的？為什麼晚了1小時！”

“總理……”我哽住了。

“胡鬧臺，這是不允許的！”總理發脾氣了，把他批評人所習慣使用的兩句最嚴厲的話全用上了。

“總理，你批評吧。”我流下了淚，“我，我們實在受不了了……”

“唉，”總理嘆口氣，把嚴厲的批評轉為一種柔和的說理：“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不要總想著我怎麼樣，要想到工作怎麼樣，我的工作，時間卡在那兒，到點必須叫。你們好心叫我多睡會兒，可工作還是那麼多，不幹行嗎？你們除了打亂我的工作節奏，影響一天的活動，並不能減少我的工作量，這不是好心幫倒忙嗎？我起不來，你們硬把我叫醒，這是對的；不叫醒，就是錯誤，以後不允許再發生這類事。”

有了這次教訓，以後每到時間，我們就狠下心來強行把他弄醒。有時叫醒，有時搖醒，好多次都是“殘酷”地把他從床上架起來，攙扶著在屋裡走，直到他完全醒過來，奮力地振作起來……唉，我們的總理啊：我一直感到世上沒有什麼語言能真正表現出我們總理的品格和精神。

第二種被叫醒的情況有所特殊。

進城時，總理就向我們規定：如果主席找我，不管我在幹什麼，要立刻報告。

一天，主席親自把電話打到我們值班室，是我接的電話，一聽就聽出是主席的聲音：“恩來同志幹什麼呢？”

我回答：“睡覺了。”

那邊遲疑一下，又問：“睡下多久時間了？”

我說：“剛睡下，不到1小時。”

片刻，毛澤東在電話裡吩咐：“兩個小時後你再叫醒他，到我這裡有事。”

兩小時後，我叫醒周恩來，把主席找他的事報告了。

“為什麼不叫醒我？”總理一邊匆匆穿衣，一邊嚴厲批評說：

“我是怎麼交待你們的？無論何時何地何種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必須立刻報告！”

“是主席叫我過2個小時再叫醒你……”

“這是不允許的2”周恩來用斷然的手勢打斷我解釋，“今後不論任何情況，只要是主席找我，哪怕是剛睡下也必須馬上叫醒2”

從此，我們又吸取一條教訓，只要毛澤東主席找，總理睡覺我們也不說總理睡覺，馬上叫醒總理，向他報告。

第三種叫醒周恩來的情況，是在一次邊境發來的急電未能立刻叫醒他報告，引得他嚴厲批評我們，宣佈了“這是不允許的”之後。從此，凡有重大事件發生，比如邊境衝突，水火災害，列車出軌，飛機空難，地震驟發等等，都必須立刻將他從睡眠中叫醒。

周恩來逝世前的最後十來天，多數時間是處於昏睡中。我守在他床邊的日日夜夜裡，不知流了多少淚：

睡吧，他這一生實在睡得太少了……

行

周恩來的行，無論走路、乘汽車、乘火車還是乘飛機，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內容。

凡是調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同志，鄧大姐在介紹情況時總要提醒一句：“恩來同志走路快哪，你們要跟緊了，小心不要跟丟。”

總理不會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搶時間趕急事，他辦公疲勞起身繞辦公桌走幾圈時，也是快步帶起一陣風，扇動桌上檔案能飄起紙頁。從西花廳到春藕齋，到菊香書屋，到頤年堂，到懷仁堂等處，周恩來那急促輕快的步子時常會出現；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比他年輕20歲左右，卻走不過他，時時要小跑幾步才能跟上。

總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與他的少睡一點，再少睡一點，無疑都是在搶時間，摳時間；多爭取一點工作，再多爭取一點……

每當想起總理快速的腳步，不知為什麼，我總會聯想到一個數學問題。總理活了78歲，這個78歲就是生命的極限值；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