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到隊後，發現隊裡牆上忽然多了一條標語，寫著“安心訓練搞好隊”之類的口號。我感到很奇怪，隊裡誰不安心了？我問桑廷良和顧兆年，他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訓練完後，俱樂部兩個同志來找我談話，對我提出一些批評，大致是這麼幾點：一，老運動員的除名權不在你這裡，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於你到處亂講話，老隊員的工作給你搞壞了；三，你平時態度太兇，不利於隊裡團結；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後，他們要我考慮後果，要我對1300萬上海人民負責。

我聽了這話馬上來火了。反問道：“我是怎麼搞壞老隊員的工作了？除名的話我是經常說的，不幹就走，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但我也知道，最後決定權在你懼樂部。關於請老隊員回隊的事，我在足協也聽說了一些老隊員的反映，說俱樂部請、金永昌請、為什麼根寶不來請？我是沒有去請，這是真的。因為最後與他們一起訓練、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請他們嗎？這樣的話，這支隊伍還怎麼管理，我這個”黑臉“還怎麼唱？再說，我與他們都談過了，歡迎他們歸隊，還做過許多工作。龔副市長也說，門是開著的。領導都說門開著，我能把它關上嗎？老隊員幹還是不幹，關鍵還在他們自己，為什麼要我去請？說我態度兇狠，我找隊員們談話做思想工作你們知道嗎？你們沒有跟隊，不知道我這一個月裡與隊員們談心達上百次，我承認我有時挺兇的，還要讓隊員吃‘麻栗子’（用手指敲頭），但這是為了訓練，為了隊員們進步。至於說我不安心，更是無稽之談。我哪裡不安心？我的家不在這，我的家屬不在這裡，我從早到晚在這裡，嗓子也喊啞了，你們看看現在這條件，看看這辦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顧不上吃晚飯便睡覺，晚上11點起來才吃晚飯，我是哪裡不安心？”我一口氣把這些日子心中的鬱悶吐了出來，當時我非常激動，這一通話說出後，談話自然是不歡而散。

當我冷靜後想想，可能是有關我聯絡02俱樂部的事，被懼樂部知道了，他們不太高興。兩天後，鬱知非和孫春明在申花總部請我們教練吃飯，聽我彙報隊伍情況。鬱知非聽後比較滿意，關於02的事也沒提。

這次衝突後，我開始對02的事小心起來，我知道，比較申花隊，02俱樂部應該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們取得第3名的成績後，鬱知非對我說：“02是你的心願，我可以幫助你。”但那也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們隊伍較穩定時，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樂部。

14。隊裡住進了一位不速之客

儘管我與俱樂部的矛盾有了緩和，但由於有了這麼個插曲，相互間總有那麼一點隔閡。一天，鬱知非對我說，以後俱樂部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在江灣，隊裡與俱樂部一週或二週開一次聯席會議，每個階段要有總結，每週計劃要向俱樂部報告，對外界我們要唱低調，對新聞界要儘量少說話，我們公開目標是第6名，但內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銳地感到，俱樂部還是對我不太信任。要我彙報，要開聯席會議，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到江灣來，到現場“盯”我，對外界唱低調，每週要報告，好像要把我捆住。這種不信任的感覺，讓我很不舒服。

過去我當國家隊、國二隊和國奧隊主教練時，儘管每週也要向訓練局、向年維泅彙報，但工作還是讓我放開搞，訓練計劃有時報上去，有時根本不報。我非常欣賞榮毅仁老人送給我的八個字：“集思廣益、獨斷專行”。

俱樂部這種與體工隊完全不同的做法讓我難以接受。我喜歡那種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領導必須信任我的基礎上。信任我，我就投入，併為此負責。這種信任其實也是一種壓力，一種促進。俱樂部這樣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監督我，這種於法，我從未經歷過，尤其對於我這樣一個不太願意讓人束縛，個性又極強的人來說。

但冷靜下來我又想，我們都是在進行著一項過去從來也沒有做過的工作，職業俱樂部是什麼樣？內部管理又是什麼樣？我們都沒有碰到過。在這個時刻，我不能意氣用事，該忍之處還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績，再來證明誰是誰非吧。好在我對這個隊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訓練抓上去，我們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後來也怪，訂了那麼多條，最後都沒有實施，聯席會也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沒有到江灣來。我想，這大概是經過了最初的磨合後，大家都感到沒有必要去這麼做，或者是沒有這麼做的緊迫感。至今，江灣仍是球隊的住處和訓練地，俱樂部辦公室仍然在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