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意與經常違紀的人同住。鄒忠偉說趕快打拷機或者手機吧，我說別打了，他們肯定關上了，我們就等著吧。於是，我們的兩個幹部一直在門口坐等到凌晨3點多，那三個違紀隊員才回來。

職業聯賽已經是第三年了，很多球員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是職業球員，在談價錢時，談工資時處處以職業球員自居，但是這時呢，這算不算是職業球員所為呢？熄燈後溜走，夜不歸宿，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第一二年還情有可原，可現在是第三年了，這就不是一般的問題了。中國足協對這種行為有規定，處罰標準是甲A球員停賽5場，罰款兩萬元人民幣，一年不得轉會。這條規定正是中國足協1996年的新規定，這是為支援地方隊加強管理，給地方隊撐腰而制訂的。

我非常氣憤。但在考慮處罰時，卻感到非常地為難。

我們連續平了3場，週日又要與北京國安隊進行一場關鍵的比賽，隊裡出現這種事，實在是夠頭痛的了。違紀的這3名球員都是隊裡的絕對主力，怎麼辦？要不要透過俱樂部上報中國足協？如果報了，處罰下來肯定要停賽5場，以後有比賽怎麼辦？成績還要不要了？

如果不報，由隊裡內部處理，可以罰得更重些，以罰代停，這樣，也許對隊裡比賽好一些，但這等於在瞞上？

我們商量半天，最後的決定還是不報中國足協，對隊員罰款，再進行教育，並讓俱樂部知道這事，自然，對媒體也不通報了。商量時我們幹部也有兩種意見，但是研究到最後還是我拍的板。我很違心地做了這件事，但是為了成績，我沒有選擇。當時我們成績不理想，與大連萬達隊咬得很緊。

我們在隊裡宣佈了三條措施：一、對違紀球員經濟上重罰；二，讓他們寫檢查；三，重申紀律。這三人的書面檢查，還是比較深刻的，這事就這麼過去了。儘管我內心對這樣處理並不滿意，但也只能這樣了。

週日就要對北京國安隊比賽了，這場比賽再也不能平了。在準備會上我說：“你們不能松，不要認為這場球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出現問題。”我預感這場比賽的艱鉅性，因為國安隊前一階段成績不好，現在是哀兵，他們不能再輸了，再輸就到第七八名去了，他們會調動一切積極性來打這場比賽。我估計對方會打密集防守反擊，因此我告誡隊員們進攻時要耐心，不要急躁，防守時要謹慎，不要大意。我說：“這場比賽打完後我們可以有40天的調整。這場球一定要拿下。萬達隊這場比賽能贏，他贏我們也要贏，保持一分的差距，緊緊咬住他們。如果我們贏不了，分數就拉開了。”

國安隊來了。此時他們已經不是1995年的國安隊了，我感覺金志揚在與我聊天時已沒有1995年時的銳氣了。在北京，球迷已經喊讓他下課了。

6月21日，我們與國安隊的比賽開始了。我們打得不錯，一球領先一直到最後3分鐘，但就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後衛出現漏人，曹限東罰任意球，居然讓後面上來的魏克興頂進一球，1比1又平了。進球以後，看臺上突然衝下一個球迷奔到場內推了國安隊一名球員，也許我們主場老是最後給對手扳平，球迷已經受不了，以至出現這樣的舉動。

這場球結束後，我對大家說，以後從江灣基地到虹口體育場，不要再走四乎路了。過去我們每次去比賽的路線，都是從五角場走四平路到中山路。我們現在已經四平了，看來，得改走邯鄲路，經中山路到虹口體育場。間隔40天后，我們8月11日到成都客場對四川全興隊，還是1比1打平。

8月18日，我們主場對八一，又是1比1平。

9月1日，我們主場對天津隊，在2比1領先情況下，竟然在最後30秒鐘被對方攻入一球，2比2又是平。此時，我們與大連萬達隊的分數已經拉下7分了。這不斷的平局當時快把我折磨瘋了，讓我哭笑不得。

比賽後的新聞釋出會上，我已經再也找不出什麼理由了。面對記者們的提問，我只是說：“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什麼原因了。”這時候，我感到自己是多麼地無力。是誰在控制我？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在無形之中這樣勞苦糾纏我？為什麼總是在迎接勝利的最後一刻，出現這種情況呢？為什麼？究竟是為什麼？

球迷的不滿，媒體的抨擊，俱樂部的壓力，都是自從1994年1比6慘敗以來最大的。但我有一點感到非常寬慰的是，球迷們再怎麼不滿，卻沒有一人喊過一聲“根寶草包”。

七連平，我感到非常疲憊，也很無奈。我們隊裡肯定出現了問題。但問題是什麼？在哪裡？我一點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