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的同志不免有一些說法，三週打這麼多比賽，身體怎麼吃得消？要這好，又要那好，什麼都要好，這可能嗎？當然，出現這種情緒的最直接原因，還是我們這幾輪的比賽打得不順，老是在最後時刻被扳平，搞得大家心裡怪怪的。

這種情緒引起我的注意。我們先在教練班子上統一了思想，陋後召開全隊會議，我們召開這個會議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不怕疲勞，不怕困難，發揚連續作戰的精神。在會上，我用當年紅軍長征的例子告訴大家，當年紅軍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徵，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時候一天要走150裡，那是什麼滋味？我說你們沒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這樣的體會。

“文革”期間，國家隊從北京拉練到保定，揹著揹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屆時間走完。一開始大家還有勁，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軟了，走不動了，我們還是搞足球的，平時又不缺鍛鍊，為什麼會這樣呢？而條件比我們困難得多的紅軍，為什麼能有毅力完成？我說，這裡最重要的是有一種壓迫感，一種不得不走的緊迫感。我們現在也應該有這種壓迫感，而事實上這種壓迫感已經存在了，這也是對我們作風的一種考驗。我們連續七場平局，我們都感到了這種壓力，能否打好後面的比賽，不讓上海的球迷、俱樂部和領導們失望，這便是目前給我們的壓迫感。這次會開完了，大家的情緒好了一些，但氣氛還是沉悶的，還是那七連平讓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們懷著一種複雜的心情，來到香港與快譯通隊進行亞俱杯第一輪第二場比賽。香港的天氣又熱又潮。由於第一階段我們以7比1勝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賽中，只要不淨輸7球，便可出線。當然，我們隊與快譯通隊比賽，要輸7個球一般來說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我們與快譯通隊本來也不是7比1的實力。就是因為對手在場上情緒受影響，陣腳大亂，軍心渙散，結果大比分慘敗。如果我們鬆懈，對困難的準備不足，在足球場上任何情況都會發生的。謹慎起見，我還是先派上主力陣容上場，下半時換上替補，最後我們以2比1贏，順利進入下一輪。

下一輪的對手是上屆冠軍韓國天馬一和隊。

當時天馬一和隊的主教練就是現在重慶隆鑫隊的主教練李章誅。這個隊在1996年第二屆亞洲超級盃賽上，主場5比3，客場1比0挫敗了1995年亞洲優勝杯冠軍、日本的平冢水手隊，在亞非冠軍對抗賽上，主場5比0狂勝非洲冠軍南非的奧蘭多海盜隊，可謂真正的亞洲大哥大。這支隊中還擁有6名新、老國家隊球員，如前鋒高正雲，得分王申泰龍，中場名將李永真等，還有兩名俄羅斯外援，分別擔任自由中衛和門將，其中門將謝里切夫在韓國被稱為最佳門神。據韓國足球界人士說，天馬一和隊能在韓國聯賽取得如此好的戰績，其中三分之一的功勞應該歸於謝里切夫。

韓國方面一開始對與中國的球隊的比賽不屑一顧。因為在此之前，先後有遼寧隊、大連萬達隊、山東泰山隊和北京國安隊等多支甲A隊訪問過，但每場比賽都輸3個球以上。然而當天馬一和隊聽說申花隊曾經以7比1大勝香港快譯通隊後，也有點緊張起來了。他們四處打聽申花隊的情況，並讓當時在韓國留學的吉林隊教練、現在在巴西留學的申花少年隊教練秋鳴幫忙搞些錄影帶。據秋鳴後來告訴我說，那時韓國的球隊不太願意與中國的球隊比賽，認為與中國球隊比賽得不到幫助。那次他們專門打電話給他，請他收集申花隊的資料，可見他們對申花隊的重視。

由於簽證問題，我們4日在香港打完快譯通隊後，不能馬上從香港直飛韓國，只能第二天飛回上海，6日一早飛韓國。由於比賽地不在漢城，到漢城後還轉飛機，到人口只有10萬的海邊小城市束草。

束草機場靠海，乎日裡雨多霧多，飛機經常不能準時起降。為此，韓國足協為我們做了兩手準備，萬一飛機飛不了，便坐汽車從漢城走陸路去束草，那就要走將近5小時的路程了。好在老天保佑，我們中午飛抵漢城時那裡天氣不錯，飛機能夠順利降落。到旅館時，已是下午4點多了。我讓隊員睡了1小時，5點30分起床進行了一次訓練，主要是恢復一下體力，然後練了一些第二天針對韓國比賽的防反戰術。

我們佐在束草市一個風景區的旅館裡，周圍環境安靜，空氣涼爽。房裡沒有電視，也不能打長途電話，這倒正好幫助我們恢復體力。晚餐時，一些隊員提出要吃韓國燒烤。按照賽前飲食要求，賽前一天是不能進太多肉食的。但是由於連續比賽，旅途疲勞，加上天氣炎熱，消耗大，我就同意了。這種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