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凱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臨時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辮”；同年十一月初，袁世凱在北京釋出的一項令文中，也有“剪髮為民國政令所關，政府豈能漠視”等話。

〔6〕“天乳運動”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國民黨廣東省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三次會議，透過代理民政廳長朱家驊提議的禁止女子束胸案，規定“限三個月內所有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經查確，即處以五十元以上之罰金，如犯者年在二十歲以下，則罰其家長。”（見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廣州《國民新聞》）七月二十一日明令施行，一些報紙也大肆鼓吹，稱之為“天乳運動”。

〔7〕樊增祥（1846—1931）　湖北恩施人，清光緒進士，曾任江蘇布政使。他曾經寫過許多“豔體詩”，專門在典故和對仗上賣弄技巧；做官時所作的判牘，也很輕浮。下文的“雞頭肉”，是芡實（一種水生植物的果實）的別名。宋代劉斧《青瑣高議》前集卷六《驪山記》載：“一日，貴妃浴出，對鏡勻面，裙腰褪，微露一乳，……

（帝）指妃乳言曰：“軟溫新剝雞頭肉。‘”〔8〕“杞天之慮”　這是楊蔭榆掉弄成語“杞人憂天”而成的不通的文言句子。

〔9〕“不齒於四民之列”　民國以前，封建統治階級對於所謂“惰民”、“樂籍”以及戲曲演員、官署差役等等都視為賤民，將他們排斥在所謂“四民”（士、農、工、商）之外，禁止參加科舉考試。

革“首領”〔1〕

這兩年來，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殺退，逃到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另外一個海邊；之後，又被“學者”之流殺退，逃到一間西曬的樓上，滿身痱子，有如荔支，兢兢業業，一聲不響，以為可以免於罪戾了罷。阿呀，還是不行。一個學者要九月間到廣州來，一面做教授，一面和我打官司，還豫先叫我不要走，在這裡“以俟開審”哩。

以為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樣是華蓋罩命〔2〕，晦氣臨頭罷，卻又不盡然。不知怎地，於不知不覺之中，竟在“文藝界”裡高升了。謂予不信，有陳源教授即西瀅的《閒話》廣告為證，節抄無趣，剪而貼之——“徐丹甫先生在《學燈》裡說：”北京究是新文學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隱隱然執全國文藝界的牛耳。‘究竟什麼是北京文藝界？質言之，前一兩年的北京文藝界，便是現代派和語絲派交戰的場所。魯迅先生（語絲派首領）所仗的大義，他的戰略，讀過《華蓋集》的人，想必已經認識了。但是現代派的義旗，和它的主將——西瀅先生的戰略，我們還沒有明瞭。現在我們特地和西瀅先生商量，把《閒話》選集起來，印成專書，留心文藝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為快。

“可是單把《閒話》當作掌故又錯了。想——欣賞西瀅先生的文筆的，研究西瀅先生的思想的，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尤其不可不讀《閒話》！”

這很像“詩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詩哲”之流的“文筆”，所以如此飄飄然，連我看了也幾乎想要去買一本。

但，只是想到自己，卻又遲疑了。兩三個年頭，不算太長久。

被“正人君子”指為“學匪”，還要“投畀豺虎”，我是記得的。做了一點雜感，有時涉及這位西瀅先生，我也記得的。這些東西，“詩哲”是看也不看，西瀅先生是即刻叫它“到應該去的地方去”，我也記得的。後來終於出了一本《華蓋集》，也是實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個“北京文藝界”，並且我還做了“語絲派首領”，仗著“大義”在這“文藝界”上和“現代派主將”交戰。雖然這“北京文藝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學燈》上指定，隱隱然不可動搖了，而我對於自己的被說得有聲有色的戰績，卻還是莫名其妙，像著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現代派的文藝，我一向沒有留心，《華蓋集》裡從何提起。

只有某女士竊取“琵亞詞侶”的畫〔3〕的時候，《語絲》上（也許是《京報副刊》上）有人說過幾句話，後來看“現代派”的口風，彷彿以為這話是我寫的。我現在鄭重宣告：那不是我。

我自從被楊蔭榆女士殺敗之後，即對於一切女士都不敢開罪，因為我已經知道得罪女士，很容易引起“男士”的義俠之心，弄得要被“通緝”都說不定的，便不再開口。所以我和現代派的文藝，絲毫無關。

但終於交了好運了，升為“首領”，而且據說是曾和現代派的“主將”在“北京文藝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