繡衣衛送來了郭圖回家後的訊息，看他那樣子，張衝就明白他應該是懂了的。

這郭圖的確是個絕頂聰明的人，能力和專業的確無話可說。

此前他被自己貶斥，發到大理寺做了個協辦，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績。

大理寺也叫廷尉，當年劉辯搞甘露之變的時候事敗，大將軍何進將廷尉改名大理寺，專門審查涉案皇黨分子。

之後這廷尉也不被改回來，倒不是大理寺這個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後，關東朝庭就在事實上停擺了。

等泰山軍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處理那些積壓在大理寺的訴訟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內容。

於是，張衝專門讓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圖到了大理寺協辦這件事。

而郭圖果然能力拔擢，對於這些積攢多年的案子，郭圖只用了二十日便已釐清案件，除了因過久而無意義的案件外，其餘都在棘數下審理結束。

不僅審理得快，這些案子也讓人心服口服。

當然，張衝也看過幾次審案，說實話就技術手段來說，並沒有多出彩。

但在這個以《春秋》決獄的時代，雙方往往爭的是以道理，誰的道理對，誰就合法，反之就違法。

所以郭圖往往並不需要從技術上確定誰是有罪的，而是隻需要在道理上確定就行。

而郭圖決獄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傳》。

眾所周知，漢代都是按照《春秋》這本經書來審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細節卻並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經，分別是《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這三傳雖然在內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傳》多敘於事，而《公羊傳》、《穀梁傳》則多釋於義。

而這當中《公羊傳》、《穀梁傳》又是比較對立的兩種學術思潮。

他們對於經文文字的闡釋中，其中以《公羊》為進步，多主張變革，而以《穀梁傳》為保守，多主張維持現有秩序。

當年漢武帝與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關於《公羊》和《穀梁》的公案，就可以見到兩經之異。

武帝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是尊《公羊》的，不僅是因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經，更多的是此經暗合著武帝本人的政治訴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開拓進取。

所以當時武帝的兒子戾太子也是學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問自己的講經博士，《穀梁》如何。

當時朝野就明白，戾太子的執政理念與其父發生了重大變化，那就是他似乎更願意重新回到過往穩定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總是煩事天下。

戾太子的這種執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為當時天下因為武帝連發戰事，國力消耗非常大，而武帝為了維持高額的戰爭費用，可以說將天下民力財力榨取到了極致。

以至於到了武帝中後期，天下騷然，民戶多逃亡，一些地區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

武帝當然也非常瞭解這一現實，所以在得知太子與他的理念發生衝突時，他一開始甚至還是高興的。

他就對太子和皇后說，他現在將難拔的刺都拔了，那以後太子就會更趁手些。

可以說，在當時的意識形態中，《公羊》與《穀梁》只是階段的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補的。

所以此兩經，雖然看似對立，但卻有一種陰陽融合的統一。

可這兩經在和《春秋》三經的另外一經《左傳》放在一起時卻發生了巨大的衝突，因為這兩者涉及到了東漢最重要的學術鬥爭，即今、古經文之爭。

當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燒燬了儒家典籍。

等到漢初時要重修《五經》時，就只能由倖存諸儒口授，然後以隸書釋之，謂之今文。

而古文呢？則是在漢以後的過程中，不斷有民間人士發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然後上交給朝廷，這類經典就被稱呼為古文。

所以換句話說，從傳播的前後來看，反而是今文最早，古文反而是後面才出來的。

當年儒家的《五經》都有古今不同經典，這裡面的差別很多就是一些文字及篇目、章節等形式的不同。

比如《春秋》一經中，《公羊》與《穀梁》就是今文，《左傳》就是古文。

但發展到了後面，這兩者的矛盾越來越大，已經引發了兩個學術群體的利益的對立了。

眾所周知，漢家一直到漢宣帝時，還是以儒法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