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寄託在我的身上了。據說我媽得知我哥死了，什麼話也沒說，屍首拉回來的時候，她開始絮叨，從頭到尾就是一句話：“我不該生你，我不該生你……”

蒯斌減刑釋放已經兩年多了，他來看過我一次，滿面春風地說他已經響應國家號召成了光榮的個體戶。

說到我媽，蒯斌遮遮掩掩地說，你媽那是把心裡的不痛快都積攢到一起了，你哥的死不過是個引子。

我問，那幾個糟蹋我嫂子的傢伙呢？蒯斌說，全判刑了，暫時夠不著他們，只能等天上打雷了。

春天來了，夏天來了，秋天來了，冬天也來了……這個冬天裡，我被減了一年的刑期。

又一個春天來到的時候，我的刑期到了。

組裡的夥計們笑話我，哈，大寬這勞改打得有點兒意思哎，人家三年兩年地減，你才減了一年。

不是我不想多減，多不了啊，自從得知我媽去了另一個世界，我就一直打不起精神來幹活兒，行屍走肉一般活著。

站在監獄大門口，我呼吸著充滿細微塵埃的空氣，感覺自己就像一隻剛剛脫殼的蝴蝶，就要振動翅膀飛進藍天裡了。

這一刻我已經平靜了許多，心情就像昨天夜裡我看見的那輪靜靜的滿月。

監獄裡那些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幻影似的在我的腦子裡走來走去，煙一般飄渺。我想，監獄外的人或許是在天堂裡享受每一天，或許是在操勞和怨恨中無聊地活著；有些人在歡笑，有些人在哭泣，怎樣享受和怎樣活下去這個沉重的概念已經滲透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個角落。此刻，我就像是突然窺破了生活的荒誕和無聊，於是，我在心裡說：唉，近你媽。

第七章　外面的世界

1989年初夏的下街變得讓我不再熟悉，西邊的所謂棚戶區不見了，滿眼都是建了一半的樓房和林立的塔吊。街道上，各色汽車炮彈般呼嘯而過。白天，火車站北邊的地下通道口有幾個賊頭賊腦的人，胳膊上搭著一兩件用做幌子的衣服，見著路人就低聲問，日本舊西服要嗎？偶爾有西裝革履的人走過，腋下夾著一隻皮包，行色匆匆，看似曾經油亮過的頭髮上落滿灰塵。更多的是一些衣衫襤褸，肩扛行李的民工，他們東張西望，一臉茫然。晚上，這些人便橫七豎八地睡在下街兩側的馬路牙子上，鼾聲雷動。小黃樓下面的那排髮廊裡瀰漫著曖昧的粉色燈光，門玻璃後面鬼魅般晃動著幾個看不清眉眼的女人，她們在衝街邊路過的人搔首弄姿，間或有螢火似的飛眼射出。一撥一撥的“小哥”手裡提溜著褂子，露出瘦骨嶙峋的胸脯，歪嘴斜眼地晃過一個個明暗參差的路燈，紙片一般消失在幽暗之處……整個下街，散發出一種浮躁又怪異的意味。

東邊馬路沿上的大廁所已經沒有了，變成了一片開闊地，到了晚上異常熱鬧，全是各色攤位。

對面的小黃樓兩邊廣告林立，一個個搔首弄姿，像急於尋找嫖客的婊子。

廣告牌下面綠色的射燈旁邊，有幾個光著膀子的年輕人在唱歌，拉屎的驢一般聲嘶力竭：

我曾經問個不休，

你何時跟我走，

可你卻總是笑我，

一無所有……

哦，你這就跟我走，

哦，你這就跟我走！

我和王東坐在一個烤魷魚的攤子邊閒聊，王東咬著一個魷魚爪衝唱歌的年輕人傻笑：“看見了吧，比咱們那時候還傻。”

我說：“這不叫傻，這叫時代潮流，咱們那時候沒有這麼過癮的歌兒，唱都提不起情緒來。”

王東不以為然：“那時候的歌還不過癮？你聽我給你來一個！你要問我想什麼呀，獻身革命最風流，啦啦啦啦……”

我堵上了耳朵眼：“大哥你饒了我吧——咱們聊點兒別的！”

王東唱完最後一個“啦”，一甩頭：“那就聊點兒別的。聽說你在監獄的時候，去找過那幾個糟蹋嫂子的雜碎？”

我說：“找過，揍了幾個，沒意思，全他媽鼻涕……哎，你除了刺激我，就不會說點兒別的了是吧？”

王東吐了一下舌頭，說聲“對不起”，問我：“聽說家冠找過你？”

“找過，我回家以後的第二天早上，”我說，“跟我裝呢。你猜他說什麼了？他說，寬哥啊，不是兄弟不去看你，我忙得是一點兒時間都沒有啊。你說這不扯淡嗎？我沒怎麼跟他羅嗦，讓他走，見了他我就反胃←非要給我一千塊錢，我收了，不拿白不拿←是什麼意思我很清楚，他明白我在下街還有那麼一點兒號召力，暫時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