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姚從吾的學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國》雜誌上的反調分子！後來又覺得殷海光也不對；於是又拉出一個吳相湘，最後，吳相湘為流彈打著，躺在地上變成了“社會賢達”，他們好像有點抱歉了；於是，“禍首”轉移，又變成了陶希聖！

陶希聖是“現任”幕後主使人，看著吧！不久他還要被他們解職洗冤，另外替我換一個老闆！

我有這麼多的老闆，我真“抖”了！

這就是我所親自領教的上一代的君子們對我的可恥手段。這種手段，不管是“傳統派”

的、“超越派”的，乃至“托洛斯基派”的，都是異曲同工的大合唱！

真是合唱！想當年胡秋原和徐復觀互罵，現在他們又眉來眼去了！鄭學稼和任卓宣鬥嘴，現在他們又眉目傳情了！他們這些同床異夢的人兒如今按捺住性子舉行“聯合戰線”，目的說破了，不過在打擊李敖和他們選定的背後靠山而已！我看他們帶了一批唆暖一窩蜂地寫文章、一窩蜂地下館子、一窩蜂地湧進司法大廈，我真忍不住竊笑！恍然大悟我活了二十六年，今天才知道什麼叫做“疑神疑鬼”！他們這樣子亂棒圍剿、惡言栽誣，我只覺得他們可憐。我在答吳心柳先生的信裡，曾這樣的批評他們說：就是這些人，他們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還在跑他們的龍套。這是何等可憐！又何等可悲！

他們代表上一輩中最好勇鬥狠言偽而辯的一群，也是既不擇手段又神經過敏的一群。以他們那種悲慘的身世與遭遇，他們已經無法瞭解什麼是獨立的人格，更無法想像真正的男子漢是一副什麼模樣？他們總以為一個六十年代的年輕人一寫文章，就一定有後臺老闆的撐腰，他們自己靠大樹靠慣了，看到別人獨來獨往，他們就覺得彆扭了！

從某些角度看，這些愛舞文弄墨的上一世代的人兒還算是高明的，因為他們比起另外一批老頑固來還算不頑固。另外一批老頑固是義和團式的國粹派，這批人的迂腐與酸氣，簡直使人吃不消；與這些老頑固相映成趣的是一批新頑固，在新頑固的編織下，臺灣變成了十足的“文化沙漠”，報紙上的陳腐輿論、文壇上的八股文藝、雜誌中的爛套掌故、學校裡的膚淺師表……到處被他們攪得烏煙瘴氣！

在這種世風、學風與文風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是可憐的！他們缺乏營養、缺乏氣魄。可是這不能怪他們，該怪的是環境與教育。充滿了失敗經驗的上一代人們沒有理由責備這一代，像鄭學稼先生所高調的：

今日臺灣的同年齡的青年，不能想像〔有“浪子”氣質的〕那世代人所幹的事。一個國家的青年，騎單車，以太保太妹的姿態馳騁於西門町和衡陽街，總不是這國家的需要！

（《文星》三十八號，《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鏡子》）

不錯，就算這一世代中的“太保大妹”“不能想像那世代人所幹的事”，但是我們卻知道“國家的需要”似乎也不是“那世代人”的盲動與亂來，那一世代的英雄們曾為國家亂播了一陣種子，如今他們雖然表面上以“浪子”回頭的姿態出現，並警告這一世代說：“老子過去的事不準研究！研究就是幫助敵人，破壞團結！老子就要告你誹謗！”但是這一世代的青年人並不在乎。這些，他們知道，他們是清白的，他們沒為國家做過孽！他們今日的缺乏營養與氣魄，是戰亂流離的必然結果，這個責任，要由上一代來負！

什麼樣的環境與教育便會造出什麼樣的人才：在三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中，我們已經找不到像十年代蔡元培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個蔡元培，我們便找不到第二個人能代替他；在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中，我們已經找不到像二十年代傅斯年一般的典型人物，死掉一個傅斯年，我們便找不到第二個人能代替他；在六十年代的環境與教育中，我們不能苛求為什麼這一代青年竟表現得如此缺乏營養與氣魄，“太保太妹”這麼多！我們要追問：“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在上一代人的午夜夢迴們心自問的時候，他們不能想像他們一手造成的“文化沙漠”

裡，竟會長出仙人掌。但是令他們吃驚的是，即使在這種風氣底下，一些仙人掌居然能掙扎出來，朝他們譏諷、向他們抗議。他們的感情上處心積慮的想把這些奇花異草壓抑、剷除，甚至“捉將官裡去”！但是在理智上，他們不得不納悶，納悶地尋思：“這真是奇蹟！”

同樣感到是奇蹟的，是這一代青年人自己。他們沒想到在渾噩的環境中他們竟聰明；在催眠的教育中他們竟甦醒，他們從濃妝豔抹的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