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紊亂，隨時可能發作。看來我們真是一起打過撲克。我剛演完《尋找回來的世界》，算得上小有名氣，而他還是無名氏。那麼他記得我我不記得他也還說得過去。

我印象中的和他第一次見面是1990年前後。為了一件什麼事他來我家找我，說話口氣挺大：“嗬，你家還有輛汽車，賣給我唄！”據說那時他在東北已經火了。

然後的幾年有關他都是空白頁，匆匆翻過，時間便到了1999年年初，他打電話給我要和我一起上春節晚會。這是我第一次和本山合作。他，老何，導演張惠中、小崔還有我每天在一塊兒侃劇本，攢包袱，老何做執筆人。

本山是喜劇天才，一個巨大的包袱庫。但他在“包袱”方面對我十分禮讓，因為他知道凡事要好玩兒，我才願意幹，覺著沒勁了我扭臉就走。他總是指示老何：“別都給我包袱，給她啊。要不她還真走！”為了逗我高興他經常對我滿口“奉承”：“那丹丹那傢伙聰明的，拿50車猴兒都不換！”聞言我先生給我封了個爵位　——五十車侯（聽起來有點兒像日本的）。

狗年的大年三十兒是2007年2月17日，我等他來北京籌備“春晚”節目等得望眼欲穿。因為演小品我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創意方面我得指望他。當然我們的合作也十分互補，他負責提供資料，我負責鑑賞這些資料的“行”與“不行”。

大概離春節不到10天的時候，他來了。見到我的頭一句話就是：“丹丹，見亮了！”他是說劇本有眉目了。

我喜不自勝，讓他給我念念。唸完我說：“哎呀媽呀，見啥亮啊？還不如上一稿呢。這是見暗啦，沒戲啦。”劇本里我倆還叫白雲、黑土。我們家的公雞下了蛋。牛哥是一個策劃，認準了這事兒能炒大，就來遊說我們，讓我們配合他的炒作說假話。

最初我們設計了一個老兩口接受記者採訪的情節：安排幾個記者在臺下問我們公雞下蛋的事，我們在臺上吹得天花亂墜。但這樣設計情節就存在一個問題：觀眾一會兒看我們，一會兒看臺下，太亂。但假如不安排“記者提問”這個特定情境，就沒有老兩口說大話說假話的時機，整個節目就不好玩了。

這個矛盾令我們很是頭疼。本山請來幾個真正的策劃和他們聊，有一天聊到夜裡1點多，仍然沒有碰出火花。我只好提前告退：“本山我不行了，我走了，頭太疼了。”

“行，你走吧。”

“那你可得給搞‘亮’了。”

“放心吧，咔咔地。”

他老說“咔咔地”，大概就是“沒問題”的意思。約好第二天下午2點我再來找他，他通常是從凌晨睡到那個時候起床。

第二天下午1點左右我就到了。我想我來早了，他肯定還沒起，但我意外地發現他的房間門開著。

我站在門口衝裡面喊了一聲：“髒吧唧！”

“髒吧唧”是我賜他的雅號。他兒子和女兒小時候總說他：“爸你別上炕，髒吧唧的。”並且在相處中我發現他的確愛把周圍弄得亂七八糟，吃飯像搶，東灑西漏，搞得碗邊一片狼藉。估計是小時候餓怕了，生怕這一口不趕緊吃接著就沒了。每回坐他旁邊吃飯我都胃疼。

喊了一聲“髒吧唧”後沒人應聲。我伸脖子一瞅，床上沒人，被子也亂著沒疊。我很奇怪地走了進去。屋裡有一塊黑板，平日我們侃大山的時候若有突發靈感就記在上面。這時我看見黑板上赫然三個大字外加三個標點：“見亮了！！！”我一陣狂喜，奔到走廊上：“髒吧唧！哪兒呢？在哪兒呢？”

“這兒呢！”本山在另一個房間大聲應著，“見亮了！”就在我走以後，他想出了一個主意，解決了之前小品結構上的重大問題。只要讓牛哥演的“策劃”扛著攝像機去老兩口家“採訪”，老兩口“開機”就對著鏡頭說假話，因為錄影帶是要放給別人看的，“關機”就恢復正常，在自己家裡說實話，這樣就不用安排“記者”坐在人堆兒裡提問了，而且該有的“包袱”一個也不會少。

為了這個點子，本山和作者他們興奮得連喝三瓶白酒，直喝到早晨六點。我不得不承認他真是個天才。

這回跟本山一起排練，我突然體會到黃宏當年跟我合作《超生游擊隊》時的苦惱。不知是年歲不饒人還是身體不盯勁，他動輒“跟個孕婦似的”，讓我感到跟他合作“太困難了”。

“丹丹，我半拉腦袋疼。”他低著頭捂著腦袋。

“那你是不是得睡會兒？”

“必須睡會兒。”一覺醒來後，“丹丹，太餓了，都4點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