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見我就笑，厭惡被人稱為“女笑星”。我不願意離自己心中的“大藝術家”目標越走越遠。這樣下去我永遠也別想讓人覺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黃宏說他那4年像個離了婚的單身漢那麼“飄零”。他不停地更換著搭檔，當然，那些小品也不錯。

直到1997年底，我與現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說：“妮兒，往年都是我在電視裡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兒，現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讓我嚐嚐這滋味兒。等年三十兒，我們全家圍著電視看我媳婦兒給全國人民演節目，等你回來吃餃子。”我心裡一暖，很快給黃宏打了個電話：“黃宏，今年我跟你上！”我們一起編排了一個小品《回家》，黃宏在戲裡也管我叫“妮兒”。那是我獻給先生的新年禮物。

第二年，我們還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麼內容。他每出一個題目，我就反駁，我不大讚同他編小品過於追求“立意”。我認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當然，最難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後，他想出一個點子，演一個修腳踏車的，幫別人給車打氣兒，“氣不足就得打點氣兒，氣太足就得放點氣兒”。我覺得還是同樣的問題——寓意太深，他卻對這創意充滿了信心。於是我對他說：“黃宏，這樣吧，如果你堅持用這個點子，你就和別人演，看能不能透過。如果透過了呢，你們就上，如果通不過，你再回來找我，咱們倆接著琢磨。”當然，這個小品很順利地透過了，他和句號演的，叫《打氣》。我終於放棄了上“春晚”的念頭。

大概離春節還有十幾天的時候，本山打給我一個電話，希望跟我合作。他把“楔子”大概給我講了講，我拍手叫絕。老頭兒老太參加《實話實說》是個好點子，不拘泥於故事，特定的規定情境，有什麼包袱就問什麼問題，而且可以充分展現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誕生了。一經亮相，戲驚四座，誰看了都說好。但我笑不起來，因為我發現黃宏不理我了。

如果說那4年我們倆像“離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來，大概像眼瞅著自己的老婆嫁給了自己的朋友，並且人人都夸人家倆過得好。

雖然我並不覺得做錯了什麼，但心裡還是有些內疚。畢竟快10年了，太多的記憶，太多的情感，我們倆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離。

但是很快，我的內疚隨著他一次次對我的“視而不見”消失得無影無蹤。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沒賣給你。”

“是你先和別人演的，憑什麼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我越想越氣，也開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兒晚上，所有演員都在演播室二樓的咖啡廳等著上場。工作人員通知我節目快到了，我就順著樓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黃宏沿樓梯上來。

在這之前，有很多次我們倆“狹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樣擦肩而過，所以這次我也沒打算搭理他，面無表情地只盯著腳底下的臺階。黃宏卻突然站住了。

“嘿，你過來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麼事？”我冷淡極了。

“過來，我跟你說點事兒。”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話。

我沒好氣兒地走過去，不耐煩地說：“幹嗎啊？有什麼事兒不能大聲說啊？”

“再近點兒，特重要！”他說。

我把耳朵湊過去，“說吧！趕緊的！”哪知他冷不防“啵兒”地在我臉上親了一下。

“去！討厭吧你！我發現你這人特沒勁，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兒！”我推了他一把，哈哈笑起來。再看黃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滿臉都是開花褶子！

後來這些年我們還真的沒再有機會合作過。但無論他有什麼事，需要我幫什麼忙，我都一定不會推辭。我們有什麼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對方盡情地傾訴。他為我總結出16個字的“高度評價”：極其聰明，極其懶惰，極其善良，極其多變。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來。這份情誼已經隨著某一段歷史一起被定格，永遠不會抹去。

“不學有術”趙本山

本山說，他跟我初次相識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在長春電影製片廠的招待所裡一起打過撲克。我毫無印象，說他胡謅。他急了。

“那咋是胡謅呢！你那時候那白的，那漂亮的，我瞅誰跟誰說。有一回，你玩著玩著就暈過去了，就擱我跟前兒。”我一聽，這段還挺靠譜。大夫說我那病叫做青春期植物神經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