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兩類。中央主要是國子監，地方有府學、州學、縣學、書院。《清史稿…選舉志一…學校條一》載：“有清學校，向沿明制。京師曰國學，並設八旗、宗室等官學。直省曰府、州、縣學。”“府、州、縣、衛儒學，明制具備，清因之。”包括《詩經》的“四書五經”是官學的基本教材。此外，義學、社學、私塾等伴隨著民間藏書和編書的風行也愈來愈昌盛。受明代風氣的影響，一些書香門第對女子教育日益重視，一些家庭裡還出現了女塾。一些詩人還收傳了女弟子。如女詩人駱綺蘭就是著名詩人袁枚、王文治的弟子。

清朝蒙學大體沿用宋、元、明的教育體制，以識字為主，多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蒙求》、《神童詩》、《小兒語》、《續小兒語》、《弟子規》、《龍文鞭影》、《笠翁對韻》、《聲律啟蒙》、《增廣賢文》、《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為教材，還有康熙帝親自審定的《御製百家姓》。由於程朱理學的影響，這些蒙學教材多以強調兒童道德品質和行為規範的培養為中心內容。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還是比較重視的，但更注重透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沈龍江義學有更明確的規定：“放晚學講賢孝勤學故事一條，吟詩一首。詩要有關係的，如‘二月賣新絲‘、‘鋤禾日當午‘、‘青青園中葵‘、‘木之就規矩‘等。……次日放晚學時背講。”（《沈龍江義學約》，見張伯行輯《養正類編》）。當時主要的詩歌教材有《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式和方法，一般程式是：屬對——作詩——作文。教蒙童屬對是作詩、作文的基礎，屬對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係相同，是一種集語音、詞彙、語法、修辭、邏輯於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採用的教材有《對類》、《詩月夜》、《詞林典腋》、《時古對類》、《千金裘》、《聲律啟蒙》、《笠翁對韻》等。

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1784—1854）特別重視兒童教育，著有《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教童子法》是一篇專門闡述蒙童教育方法的著作，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蒙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他疾呼“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的作詩作文興趣，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於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後再從放到收。“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嗥，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詩文寫精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識二千字後，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後在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後，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

傳統蒙學教育形式一直持續到清末興辦新學之前。同治九年（1870年）的《小學義塾規條》仍有這樣的規定：“塾中功課，未識字者先識方字一二百，即授小學詩（新刻《續神童詩》），為人道理都說到，尤妙在句句明白；如《續千家詩》及《孝經》、《弟子職》、《小兒語》各種，如有餘力，皆可接讀。”（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90頁引）十九世紀末，在變法維新的浪潮中，傳統蒙學教育也發生了變化。1905年，科舉制度被廢除，新學堂興起，傳統蒙學教育壽終正寢，從內容到形式被完全廢棄了。

在謝枋得的七言《千家詩》流行的基礎上，王相又選注了《新鐫五言千家詩》，選錄五絕39首、五律40餘首。後來有人將五言和七言這兩種《千家詩》編成合刊本，成為流傳最廣的詩歌教材，也對我國的語文教育、特別是詩歌教學發揮了巨大的影響作用。這部詩歌教材共錄有220多首詩歌，雖號稱“千家”，實際上共錄詩人一百二十八家。所選詩歌大多是唐宋時期的名家作品，其中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名篇佳句，易學好懂，題材多樣，適合學生誦讀。如孟浩然《春曉》、王之渙《登鸛鵲樓》、李白《靜夜思》、杜甫《登岳陽樓》、劉禹錫《烏衣巷》、程顥《偶成》、朱熹《春日》等。《千家詩》在編選時充分照顧到了兒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