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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隋唐實行科舉取士以後，吟詩作賦已經成為文人士子的基本功。唐代實行詩賦取士後，學會作詩、寫出好詩成為文人獲得科舉功名的臺階，因此，學習寫詩是學子的首要任務。在學習寫詩過程中首先要進行聲律、對仗、集事等單項訓練。屬對在唐代很受重視，對作詩有很大的幫助。唐代學習詩歌寫作的方式有自由作詩、命題作詩和多人聯句等方式。自由作詩是最普遍的方式。命題作詩是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方式，在一些私人聚會和官場聚會中也常常要作命題詩。聯句是詩歌寫作中的一種特殊方式。在朋友聚會時往往用聯句形式來紀事、詠物、送行、贈人、寄人、懷人等，題材相當廣泛，對於學習作詩有很大激勵作用。

兩宋以降，作詩填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由此可見，宋代文人在學習寫詩上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式和方法，一般程式是：屬對——作詩——作文。學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在有了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後，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清代龍啟瑞曾制定過一份古代兒童課程表，“每天……晚上練習作對，燈下讀古詩，隔日學寫詩，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記詩賦。”可見清代蒙學階段詩歌寫作訓練是比較頻繁的。

蒙學階段教蒙童屬對是寫作詩歌的基礎，屬對是一種集語音、詞彙、語法、修辭、邏輯於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韻文類讀本代代不絕。自唐代之後，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李漁的《笠翁對韻》、車萬育的《聲律啟蒙》等，都是為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啟蒙教材。

古代文人學詩、作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是一輩子都要不斷進行的工作，任何人都不能希冀“畢其功於一役”。因此，即使在接受教育階段，古人學詩、作詩的過程也往往是在學習中不斷寫、在作詩中繼續學，學詩、作詩往往是交叉進行的，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狀態。古代詩歌教育將讀詩與寫詩相結合，使得文人從幼年起就一邊學習讀詩、一邊開始學習寫詩。唐代大詩人杜甫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一詩中強調：“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清代也流行著“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的說法，可見讀詩與寫詩的關係多麼密切！曾國藩在寫給曾紀澤的信中特意強調讀詩與寫詩的關係：“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由此可見，在古代詩歌教育中，熟讀成誦是學詩的基本功，讀寫結合是學習詩歌的有效途徑。中國古代有許多神童詩人，他們之所以在兒童期就能成名，是因為他們自幼就接受了系統有效的詩歌教育，尤其是詩歌讀寫方面的訓練。從魏晉南北朝到清代末年，中國詩歌史上曾經湧現出許多早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