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橫戈馬上行。”表現了他長期從軍保衛國家的壯志豪情。在東南沿海抗倭時，為了鼓舞士氣，他特地創作了一首軍歌《凱歌》：“萬人一心兮太（泰）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沖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上報天子兮下救黔首，殺盡倭奴兮覓個封侯。”配上軍樂後，他親自教授士兵高唱，激勵將士團結一心，報國立功。他在鎮守薊州時寫下一首《登盤山絕頂》：“霜角一聲草木衰，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曾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何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他在詩中慷慨高歌，抒發了抵禦外侮的雄心壯志，歷來為人稱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萬曆二十年（1592年）進士。他雖為官清正，但生性酷愛自然山水而不喜做官，一生多在遊山玩水、詩酒之會中度過。《明史…文苑列傳四…袁宏道列傳》載：“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與兄宗道、弟中道並有才名，時稱‘三袁‘。……宏道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閒為詩歌古文，有聲裡中。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歸家，下帷讀書，詩文主妙悟。……與士大夫談說詩文，以風雅自命。……先是，王、李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心非之。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於唐好白樂天，於宋好蘇軾，名其齋曰白蘇。至宏道，益矯以清新輕俊，學者多舍王、李而從之，目為公安體。然戲謔嘲笑，間雜俚語，空疏者便之。”以袁宏道為首的“公安派”深受李贄和徐渭的影響，其詩歌理論的核心是“獨抒性靈”，強調性情之真，反對摹擬古人，主張詩歌創作應時而變，因人而異。袁宏道作詩往往衝口而出，淺易率真，寧可俚俗，不取陳套，如《靈隱路上》、《東阿道中晚望》等就體現了這種風格。袁宗道、袁中道的詩風與此相似。公安派的詩歌理論在當時掀起了一個聲勢較大的詩歌革新運動，對明末清初的詩人影響很大。

陳子龍（1608—1647）字臥子，號軼符，晚年又號大樽，松江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禎十年（1637年）進士。曾與夏允彝等人結成“幾社”，與復社相呼應，為一時名士。清兵入關後，仕於南明弘光朝，因朝政腐敗而辭職回鄉。南京被攻破後，因從事抗清活動被捕，乘隙投水而死。有《陳忠裕公全集》30卷。《明史…陳子龍列傳》載：“生有異才，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取法魏、晉，駢體尤精妙。”他注重經世致用之學，曾編《皇朝經世文編》500餘卷；論詩則重視詩歌的社會作用，要求有感而發，不可無病呻吟。前期詩作多仿漢魏盛唐，或綺麗華豔，或質樸深沉；後期詩作感事傷時，沉鬱頓挫，慷慨悲涼，充滿民族氣節。他擅長七律，絕句也較出色。《小車行》、《秋日雜感》10首是其代表作。其詞學《花間集》，或描寫離情別恨，或表現故國之思，清麗宛轉，真摯動人。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復，字存古，號小隱，松江華亭人。其父夏允彝、其師陳子龍都是明末正氣凜然的名士。他自幼受父親影響，矢志忠義，崇尚名節。他幼時聰穎過人，五歲知五經，七歲能詩文，九歲撰《代乳集》，十二歲拜陳子龍為師，十四歲隨父夏允彝、師陳子龍起兵抗清。父兵敗自殺後，他誓志報國，繼續抗清鬥爭，被捕後英勇就義，年僅十七歲。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少年英雄，短暫的一生中，著有賦12篇，各體詩337首，詞41首，曲4首，文12篇。他在文學上受陳子龍影響，早期詩作內容單薄，有摹擬痕跡。參加抗清鬥爭後，其詩篇多反映明亡之際的史實，於悲涼中發出激昂之氣。噴湧的愛國激情，堅強的民族氣節，熾熱的戰鬥氣息，動人的浪漫色彩和華美的詞章用語，形成他詩歌的主要特色。如《別雲間》：“三年羈旅客，今日又南冠。無限河山淚，誰言天地寬！已知泉路近，欲別故鄉難。毅魄歸來日，靈旗空際看。”詩中充滿了為國捐軀、視死如歸的豪情。《細林野哭》為其代表作。他的詞有《玉樊堂詞》，風格與陳子龍相似，悽豔婉麗，哀婉感人。如《婆羅門引…春盡夜》、《江城子…病起春盡》等。夏完淳也以文知名，《大哀賦》、《獄中上母書》是傳誦千古的名篇。其作品集有《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夏節愍全集》等。

明代詩壇出現了為數眾多的女性詩人，後期更是湧現出許多富有個性和才華的女詩人，在東南經濟發達地區尤多。其中既有名門淑女、貞節烈婦，也有青樓名妓、女冠尼姑。如孟淑卿、陳懿德、朱妙端、鄒賽貞、李玉英、楊文儷、羅素月、吳靜婉、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