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考制度有所增損的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對當時的政治、經濟、教育制度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從明朝初年起，就規定“四書五經”是各級學校的必學內容，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專從“四書五經”中命題，久而久之，學校的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絡，學校逐漸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學校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科舉考試。到明憲宗成化年間，八股文已經程式化，“八股取士”的制度進一步完善並定型。因此，科舉制度也越來越僵化，走向了形式化的泥淖。因此，詩歌教育與科舉的距離被進一步拉大，詩歌更多地成為文人吟風弄月或抒寫情志的手段，但傳統“詩教”的作用仍得到人們重視，《詩經》始終是儒生學習的主要內容之一。明代東林黨人高世泰題無錫東林書院麗澤堂的楹聯“身教莫如禮，言教莫如詩”就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