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發生了黃培詩案。康熙五十年（1711年），發生了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時知名文人方苞、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涉案人數達三百人之多。雍正六年（1728年），炮製了呂留良詩文案，牽連數百人，手段殘忍，震駭天下。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的詩集裡有“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這樣的詩句而被殺。根據《清代文字獄檔》，自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就有文字獄53起。乾隆年間的文字獄共發生一百三十餘案，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卓長齡《憶鳴詩集》案、蔡顯《詠紫牡丹》詩案等，文化專制主義達到頂峰。清王朝也以各種手段籠絡士人，康熙十七年（1678年）、乾隆元年（1735年）均曾特開“博學鴻詞科”以網羅名士；朝廷還組織了大規模的圖書編纂工作，以示對學術的重視和對文人的優容。如康熙時編纂了《古今圖書整合》、《全唐詩》、《康熙字典》等，乾隆時編纂了規模空前的《四庫全書》。但是，這些整理文化典籍的措施也是文化專制主義的一部分。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四庫全書館”，網羅了大量的御用文人，大規模篡改、銷燬了許多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文獻，查繳的禁書竟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餘部，總共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燬書籍與《四庫全書》所收書籍一樣多。在這個過程中，古典文化也遭到了一場浩劫。

清朝統治者除了在思想上、文化上鉗制士人外，還繼續採用科舉來誘導知識分子就範。清朝沿襲明代“八股取士”制度，對前代科考制度又有所增損，形成了一整套極為完備的制度，一直持續到1905年才廢除。各級學校都變成了科舉應試的預備場，其教學目標與教學內容都與科舉產生了直接聯絡。科舉制度更加僵化，完全走進了形式化的泥淖，對當時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教學方法和學風等產生了極大影響。《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當童生魏好古請求周學道出題面試詩詞歌賦時，周學道說：“‘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看你這樣務名而不務實，那正務自然荒廢……”《儒林外史》第十一回裡寫道：“魯編修因無公子，就把女兒當作兒子，五六歲上請先生開蒙，就讀的是《四書》、《五經》；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教他做‘破題‘、‘破承‘、‘起講‘、‘題比‘、‘中比‘成篇。……這小姐資性又高，記心又好，到此時，王、唐、瞿、薛，以及諸大家之文，歷科程墨，各省宗師考卷，肚裡記得三千餘篇。自己作出來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團錦簇。魯編修每常嘆道：‘假若是個兒子，幾十個進士、狀元都中來了！‘閒居無事，便和女兒談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小姐聽了父親的教訓，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文章，每日丹黃爛然，蠅頭細批。人家送來的詩詞歌賦，正眼兒也不看他。家裡雖有幾本甚麼《千家詩》、《解學土詩》，東坡、小妹詩話之類，倒把與伴讀的侍女採蘋、雙紅們看；閒暇也教他制幾句詩，以為笑話。”從這裡的描述可以看出，清代學子的“正務”就是學習做八股文，而詩詞歌賦都被看作“雜覽”，儒家正統的“詩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被削弱了。

清代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王朝，在專制主義重重壓迫之下，古典文學仍然綻放出一抹異彩，小說、詩詞、戲曲、散文等各個文學領域都取得了新的發展。《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優秀的文言小說和長篇章回小說對封建制度和統治階級的揭露批判達到了新的高度。在戲曲方面則出現了《桃花扇》、《長生殿》等優秀作品。散文方面出現了眾多的作家和不同的流派，但在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影響下，取得的創作成就有限。乾嘉時期，駢文尤盛，成為文學奇觀。詩詞領域作家眾多，流派紛呈，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又有少許創新。詩話、詞話等理論著作十分豐富，從不同方面總結了歷代詩詞創作的經驗和規律，對當時的詩人和詞人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清初的詩壇上，吳偉業、王士禎是最著名的詩人。清代中期，鄭燮、袁枚、趙翼反對模擬古人，直抒性情，多有創新，在詩歌創作上取得較大成就。優秀詩人龔自珍的出現，開近代詩歌之先聲。晚清時期，以黃遵憲為代表的具有變革意義的“新派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