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後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後還附錄了詩歌20餘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遊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明代沿襲並改易了元代的社學制度，在各地鄉間建立社學，專門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1534一1616）在《社學要略》中指出：“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他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擴大教育範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十分重視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他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採蘋》（重祀），《白駒》（悅賢）。至於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豔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後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明代蒙學階段與詩歌教育相關的教材十分豐富。除《詩經》外，用作蒙學詩歌讀本的主要有宋代謝枋得的《重定千家詩》（七言《千家詩》）。“三”、“百”、“千”成為蒙學最基本的教材。呂坤在《社學要略》說：“初人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此外，明代學者編撰了大量韻文（詩歌）類兒童讀物，如呂得勝的《小兒語》、呂坤的《續小兒語》和《好人歌》、李廷機的《鑑略妥注》（又名《五字鑑》）、程登吉的《幼學求源》（《幼學瓊林》）、司守謙的《訓蒙駢句》、蕭良有的《蒙養故事》（《龍文鞭影》）、吳沉和劉仲質的《皇明百家姓》等。

呂得勝、呂坤父子為了促使兒童誦習有教育意義的兒歌，先後編寫了《小兒語》和《續小兒語》，形式上採用四言、六言、雜言句式。如《小兒語》開頭部分：“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為慌張。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躁心粗，一生不濟。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隔句押韻，句式整齊，易誦易記。呂坤還編寫了《好人歌》，共七十餘句，內容通俗易懂，每句五字，隔句押韻。如：“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悌。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儀。好人不縱酒，好人不嫖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李廷機的《鑑略妥注》以五言詩的形式，按時間順序將上自遠古、下至元明的歷史程序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概述，全書僅萬餘字，從《三皇紀》到《明紀》共三十一個部分，各部分內容多少不一。因行文言簡意賅，敘事條理分明，贏得了舊時讀書人的喜愛，併成為明清時期蒙館中與《三字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並列的蒙學讀物，又被稱之為《五字鑑》。如《三皇紀》：“乾坤初開張，天地人三皇。天形如卵白，地形如卵黃。無行生萬物，六合運三光。天皇十二子，地皇十一郎。無為而自化，歲起攝提綱。人皇九兄弟，壽命最延長。各萬八千歲，一人興一邦。分長九州地，發育無邊疆。有巢氏以出，食果始為糧。構木為巢室，襲葉為衣裳。燧人氏以出，世事相迷茫。鑽木始取火，衣食無所妨。結繩記其事，年代難考詳。”每句五字，基本上隔句押韻，很有歌行體的風格。

《幼學求源》原名《幼學須知》，又名《成語考》、《故事尋源》，簡稱《幼學》。一般認為，這本書最初的編著者是明末學者程登吉（字允升），也有人認為是明代景泰年間的進士邱濬。清朝嘉靖年間，學者鄒聖脈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