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是詩人沈懋學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兒屠瑤瑟能詩，而且能以詩與屠隆唱和，並有詩集傳世，無疑都是女詩人。

詩人、學者唐汝詢的出現可以說是明代後期詩歌教育方面的一個奇蹟。唐汝詢字仲言，松江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詳，大約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年）前後在世。他幼年聰穎，五歲之前就已經識字，五歲時因病而雙目失明。之後，他的父親和哥哥將他抱在膝上教他誦讀《詩經》和唐詩，無不琅琅上口。他靠耳聽心記學習，博通經史百家。成年後曾著《唐詩解》、《唐詩十集》等，援引資料豐富完備，當時被視為奇蹟。他還善於作詩，有《編蓬集》、《姑蔑集》、《可賦亭集》等。他的《唐詩解》五十卷，共選詩1500多首，入選詩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異人、大家閨秀、後宮佳人及無名氏計一百九十四人。選詩共分七體，有五言古詩十卷，七言古詩十卷，五言絕句四卷，七言絕句六卷，五言律詩八卷，七言律詩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詩均有原文、作者簡介、校匯、註釋及詳解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唐詩總彙，對唐詩的學習和研究有很大影響。

明代中上層社會比較重視女子教育，尤其重視“詩教”和學習《詩經》。一些官宦家庭還專門為自家女子開設了私塾。由於理學的影響，對女子進行教育的主要內容是向她們灌輸以“三從四德”為主的封建倫理道德，但是，這種教育卻壓抑不住人性的高漲，其結果往往背離了封建禮教的要求。湯顯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第三齣《訓女》中南安太守杜寶多次說過：“看起自來淑女，無不知書。”“看來古今賢淑，多曉詩書。他日嫁一書生，不枉了談吐相稱。”“他日到人家，知書知禮，父母光輝。”杜太守就親自為愛女選擇了老儒陳最良為塾師。《牡丹亭》第七齣《閨塾》反映了明代上層家庭家塾的基本情況。一開場陳最良就說：“我陳最良杜衙設帳，杜小姐家傳《毛詩》。”他在向杜小姐講解《詩經》時說：“論《六經》，《詩經》最葩，閨門內許多風雅：有指證，姜嫄產哇；不嫉妒，后妃賢達。更有那詠雞鳴，傷燕羽，泣江皋，思漢廣，洗淨鉛華。有風有化，宜室宜家。”雖然這樣教育杜麗娘，可杜麗娘依然春情萌發，為情而死，為情而生。不可否認，這種教育雖有種種缺陷，卻依然為中國古代文學培養出了諸多女才子。明代中後期一些書香門第相繼湧現出女詩人群體，就說明了明代對女子進行詩歌教育的盛況和成效。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透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泳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他在《教約》中還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複誦書講書，次歌《詩》。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