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寰的屠殺政策和民族歧視、民族壓迫政策。“圈地”、“投充”、“剃髮”、“易服”、緝拿“逃人”，以及“遷海”等法令的頒佈，不但給廣大農民和城市市民帶來了深重災難，而且也嚴重地損害了漢族地主的利益。滿族貴族統治者用野蠻高壓手段強行改變一個民族的風俗習慣的做法，極大地傷害了漢民族的感情，從而激起了漢族農民群眾和其他各階層人士的普遍反抗。但是，隨著以農民軍為主體的抗清鬥爭轉入低潮，逐漸走向失敗，南明幾個小朝廷的相繼覆滅，清政府籠絡漢族地主政策的進一步實施，抗清志士們又面臨著新的考驗和命運抉擇。一部分人，特別是下層人民群眾中的優秀分子被迫由公開轉入地下，從事秘密反清鬥爭；一部分人則流亡海外，寄身異國；另一部分人則“祝髮為道”，遁入空門。例如，方以智、屈大均、石濤、石溪、朱耷、錢澄之等人都曾一度為僧，或入清之後終身為僧。南明隆武朝廷的兵部右侍郎葉廷秀在“事敗後，為僧以終。”＇132＇

誠然，清初一部分士大夫出家當和尚主要出於“復明”無望而又不願仕清的動機，以致走上消極厭世的道路。但是，不可否認，他們當中許多人雖然出家為僧，卻並沒有真正脫離現實，只不過把反清復明的思想埋藏起來。甚至有些人念念不忘國難家仇，借寺僧作掩護，雲遊天下，終身從事反清復明活動。康熙四十年代，張念一以浙東大嵐山為據點，利用“一念和尚”的身份進行反清復明鬥爭即是一例。天地會由少林寺劫餘五僧創立的傳說，就深深地打上了明末清初那個時代的烙印。

“西魯故事”傳說，天地會第一次結盟為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康熙甲寅十三年（1674年），正是清代歷史上社會大動盪的又一年代。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原準備於甲寅年元旦首義的楊起隆，以朱三太子名義相號召，提前在北京城內發動起義。與此同時，平西王吳三桂在雲南公開舉兵反清，貴州提督李本深首先響應，雲貴總督甘文焜聞變自殺。吳三桂督軍迅速打進湖南，佔領沅州、常德、衡州、長沙、嶽州等地。甲寅十三年（1674年），廣西將軍孫延齡、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可信，雲南提督張國柱，四川巡撫羅森、提督鄭蛟麟、總兵譚洪、吳之茂，長沙副將黃正卿，湖廣總兵楊來嘉，廣東總兵祖澤清，潮州總兵劉進忠，溫州總兵宜宏勳，陝西提督王輔臣，河北總兵蔡祿等紛紛響應。當時的形勢，如趙翼所說：“是時，三桂蓄力已久，天下皆震其威聲，白首舉事，親至常、澧督戰，兵鋒甚稅，是以四方響應，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相繼失，人心皆動搖。……叛變四起，秦、蜀、楚、粵、閩、浙如鼎沸，選擇轉餉，目不暇給，自古藩鎮之亂，未有甚於是時者。”＇133＇

誠然，吳三桂起兵反清，本屬清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鬥爭。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三藩之亂”是倒行逆施的分裂行為。可是，吳三桂舉兵反清，卻迎合了當時大部分人的反滿心理，在客觀上導致了全國反清鬥爭的重新高漲。在甲寅年“四方響應”的反清隊伍中，就不乏地主階級中真正的反清之士。王船山聞吳三桂打進湖南，立即下山，積極活動，往來於嶽州、長沙、湘鄉之間。顧炎武也從北京匆匆南歸。因此，甲寅年的聲勢浩大的反清鬥爭形勢，既給正在利用各種不同形式堅持抗清的廣大人民群眾以巨大鼓舞，也在一部分地主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心中重新點燃了“反清復明”的希望之火。然而，吳三桂畢竟聲名狼藉。他引清兵入關，殘酷鎮壓農民軍和南明王朝，親自捕殺永曆皇帝。他的種種醜惡表演，人們記憶猶新，歷歷在目。耿精忠、尚可喜父子之流在廣東、福建為虎作倀，橫徵暴斂，早為人民所切齒痛恨。於是，那些受到甲寅年反清鬥爭形勢鼓舞而又不屑於與吳三桂之流為伍的抗清志士，便同業已轉入地下的人民群眾的秘密反清鬥爭相結合，決定利用當時統治階級內部的激烈爭鬥在客觀上所造成的有利形勢，採取“歃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的方式把閩粵地區一部分反清復明的力量秘密組織起來，從而導致了清初民間秘密結社——天地會的成立。“西魯故事”關於少林寺劫餘五僧於康熙甲寅（1674年）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結盟，創立天地會的傳說，正是天地會起源的具體時間的反映。

本世紀三十年代初，肖一山從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抄錄回國的同治抄本《西魯敘事》記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火焚少林寺，天地會第一次歃血結盟為“雍正申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時”。“九月初九日，萬大哥失得，敗敵陣亡”。＇134＇。肖一山的天地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