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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大廈,但這三個樓盤的命運卻大相徑庭,成為發展商的燙手山芋。

由於對市場預測的失誤和資金後勁不足,這三個樓盤蓋到一半就難以為繼。雖然最後總算完工,但結果是發展中心被港商收購90%股份,亞洲大酒店被郭鶴年收購,改名為香格里拉大酒店,而華僑大酒店改名富臨酒店,貸款銀行被迫成為大股東。

三個樓盤的故事到1992年房地產熱後已逐漸被人淡忘。深圳的高層熱又勢不可擋,並有向全國蔓延的趨勢,房地產開發商的“高樓情結”一覽無餘。

事實上,深圳的地產模式是借鑑自香港,也形成了所謂“三高”的特徵:高地價、高容積率、高利潤率。但香港與深圳並不相同,香港的“三高”是由於香港可用地少(90%以上是山地),惟有向高空發展和填海造田,而且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自由港,實行低稅率,政府的財政收入30%靠賣地。香港的高地價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高容積率是不是現代都市發展的普通規律呢?

到過新加坡的人都會感覺到這個城市的輪廊線是非常清晰的,即樓層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逐漸遞增的,由5、6層至11、12層,17、18層,最後是30層、40層;而深圳早期一直是5、6層為主,1992年後突然躍入30層,沒有中間段落。據深圳市國土局資料顯示,1993年時,深圳樓盤高層與多層的比例是6∶1,即有6幢高層才有1幢多層,這一現象顯然是由於開發商超越了市場消化能力和自身的能力,盲目加大容積率,造成建築成本、管理費用增加。但到了1996年6月,深圳樓盤的高層與多層之比變成1∶1。形勢比人強,宏觀調控對市場健康發展的作用不可或缺。

在這樣的經歷之下,萬科總結出四條經驗教訓,他們是:不要輕易上高層專案,否則不是紀念碑、里程碑,而是墓碑;不能追求暴利;手中有錢加頭腦發熱後的決策,往往是災難性的;開發商不應過分考慮政策、政府因素,更應該關心自身專業能力的問題。

雪域的呼喚

1997年,我第一次休長假。

去西藏旅行的想法是1995年產生的。那年5月,我的左腿突然劇烈疼痛,經核磁共震掃描,診斷為:腰椎骨4至5間長了個血管瘤,因其壓迫神經引起左腿疼痛。

“還能打網球嗎?”我問神經科專家。

“什麼運動都不能進行,從現在起就要臥床,準備動手術;一旦血管瘤破裂,會引起下肢癱瘓。”專家嚴肅地回答。

聽到病變可能產生的嚴重後果,恐懼感充滿周身每一個細胞,腦海閃現的第一個念頭卻是:手術之前要去趟西藏,一旦坐上輪椅就很難成行了。在醫院組織的專家會診中,骨科醫生提出了不同意見,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得動手術;適當的運動也可以進行。我理解骨科專家的意思是:現代醫療裝置太先進了,本不應該顯示出來的東西也顯示出來了。我沒有接受動手術的方案,而去雪域西藏的念頭卻沒有改變。

1996年利用春節假期去湖南張家界連續登了5天山,開始做進藏旅行的體力準備。旅行路線也確定下來:航程飛抵西寧,陸路這樣安排,首先走青藏線—青海湖、格爾木,翻崑崙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穿越藏北高原,到拉薩河谷;次行中尼線—沿拉薩河橫穿藏南谷地,達喜馬拉雅高山區的中尼邊境口岸樟木,從原路折返日喀則、曲水;再走川藏線南路—順雅魯藏布江東行,穿越藏東高山峽谷區至芒康,繼續東行出藏進四川巴塘到成都;全部車程6 000公里。進出西藏的車程路線可以透過滇藏線—芒康至雲南麗江;還可透過新藏線—新疆喀什至拉薩。

路線在地圖上標好的同時也尋找到旅行夥伴、與我有親戚關係的香港小老闆徐小丹。徐老闆去香港前是北京一家文藝雜誌的攝影記者,曾當過兵,西藏軍區現任政委胡永柱將軍曾是他當兵時的連隊指導員。有這層關係,到了西藏的接應想必不成問題。現在似乎已經萬事俱備,只欠確定出發日期。

1997年元旦,我終於和徐小丹確定了8月為進藏的時間。

身邊的助手知道了我的打算,可能猜測老總又在出什麼怪招,但或許他們會一致認為:脾氣暴躁、說話嗦的王老闆離開總部一個月,會起到平靜總部環境、改善人際關係、提高工作熱情的作用。進藏準備開始進入倒計時。

為了適應高山缺氧環境,我開始有意識地負重登山鍛鍊,6~7月份登了粵東境內的4座1 000米以上的高山。在其中的一次登山活動中結識了深圳青年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