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出去一下吧，我真急著要到學校去了。”我又嚇她一嚇，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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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禾吃了東西急著要去學校，背了書包走到樓梯口。我看見她脖子上紅紅的一小點，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說：“神經兮兮笑什麼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鏡子，驚叫著衝出來伸手要打我。我縮到廚房裡把門頂著。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門，嚷著：“叫我怎麼出去，怎麼見人！”僵持了一會我在裡面說：“我找片膏藥剪一小塊給你貼上好不？”好說：“你快點，上課遲到了！”貼上了我說：“來一個吻別。”就在她臉上輕輕咬一口，說：“沒有印子。”抬頭看見房東念初中的兒子正往樓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說：“看見了。”她說：“管他呢，又沒做壞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張小禾的事從頭到尾想了一遍，覺得躲不過這幾天，說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會有那件事了。躲躲閃閃也有了這麼久，誰又是聖人呢？聖人又有什麼意義呢？千萬條道理也說不服一個最簡單的願望。那件事離我這樣近，而我也剋制了這樣久了。但一想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我簡直就絕望。我根本無法在這個社會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覺。我也不能設想自己就這樣混著過了這一輩子。社會拒絕著我無法進入，我也拒絕著社會無法投入，但我得這樣長久呆下去！這可能嗎？近三年的經歷告訴我，不會有奇蹟發生，不會有的。儘管心中極不願意，我還是決定掙扎一下。

我跟《星島日報》和《世界日報》的總編輯都熟，我決定去向他們求助了。我寫的文章長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說不定有一線希望呢？剛進去再怎麼彆扭，總有一天會適應的，總有一天會有點出頭之日的。為了張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願做的事，得讓自己難堪，得對自己殘忍一點。想到這裡我不讓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猶豫了，跳下床抓起電話撥通了《星島日報》總編輯室。對方一說“哈羅”我就知道是紀先生了。我說：“紀先生嗎，我是孟浪。前幾天寄給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沒有？”他說：“明天就發出來。稿子長了點，刪掉一點沒關係吧？”我說：“按你的意思刪就是。”他說：“又寫了什麼沒有？先拿過來看看，眼睛不要盯著《世界日報》，還是我們的讀者多。”又問我上個月的稿費收到沒有。我說：“收到了。你們讀者多，稿費怎麼比《世界》還低些？”他說：“那要問老闆。”我說：“中午請你去飲茶，給不給面子？”他說：“今天中午倒還有空，有什麼事沒有？”我還沒有想好怎麼回答，他說：“到哪裡，我請客了。”我說：“上次是你，這次輪到我了。”約好十二點半到翠園酒樓。

放下電話我心直跳，抓話筒的手也出了汗，溼了。兩三年來我找工作無數次，人也變油了，什麼牛也敢吹，哪裡還知道怕。可今天卻莫名其妙的緊張，覺得自己欠了點資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個人物，別人跑上門來口口聲聲請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著西裝，打了領帶，在水房對鏡子照了。這是第一次穿西裝打了領帶去找工作，覺得彆扭，這一身裝束也帶來了點壓力。騎著車我出了門，還是甩不脫那種緊張，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裡對自己說：“跳什麼跳，這心！這是去唐人街買菜呢，不過順便去找紀先生說幾句話，有什麼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發現自己出來太早，把單車鎖了放在街邊，慢慢在街上溜著。龍城上的電子廣告牌正報告著新聞，昨天政府宣佈，全國失業人數超過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販的蔬菜便宜，想買又不能買，提袋菜去見紀先生總不好。

一個人拍著頭從一家店中出來，是一家理髮店。我搔搔自己的頭髮，又提起額前一小撮把眼珠輪上去看看，太長了。今天與平時不同，花幾塊錢理個髮是應該的。（以下略去1100字）

紀先生坐下，問我是不是還在Ho─Lee─Chow，我說：“沒有做了，公司把店賣了，新來的老闆嘴一天到晚唸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麼事也沒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說：“經濟不好，到處都一樣。報社的廣告也少了，老闆也不高興。”推車人送點心過來，（……以下略去900字）

說來說去就是說不到點子上去，還越說越越遠了。我怎麼就張不了這個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擰了一下，逼自己張嘴。結帳的時候紀先生搶著用信用卡付了帳。下了樓眼看要分手，我心裡急得直痛，換了一種神態，說：“紀先生，向你請教一個問題。象我這樣的人，也算個寫東西的，要到哪家報社謀個事，不知也有點希望沒有？”他一愣，馬上說：“你可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