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沙沙”聲，老舊鐵床的“嘎吱”聲，頭髮和枕巾摩擦的“悉唆”聲，夾雜著幾聲令人揪心的咳嗽，最後聽到他均勻的呼吸聲，才使我稍微舒心。

“晚安，泰雅，明天見。”

“睡吧，別廢話啦。”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家庭總是一個樣子，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看來以上言論僅適用於家庭，對於說不上家庭的兩個人，能帶來“幸福”感覺的經歷幾乎達到了人類所能達到的多樣化的最大程度。有人快活地結伴在冰封千里的南極大陸上泡沫塑膠搭的小房子裡一住就是整個冬天，每天為了看不見摸不著的科學資料凍掉鼻子還樂此不疲。也有人錦衣玉食，廣園深宅，吟詩作畫，焚香撥絃，過著神仙樣比翼雙飛的優雅生活。而我和泰雅的生活呢？

不錯，我們住得很擠。但那能使我們之間的距離充分接近。為了省一些錢買到7：00以後打折的麵包，在超市裡翻看雜誌消磨時光等待打折時間的來臨。看到大家都喜歡的文章或者圖片，會心地相視一笑，讓那燦爛溫暖的笑容填滿我心中每一處無因的空虛。

泰雅不上班的夜裡，我們各做各的。通常，我背書，他做頭髮。我痴迷於他打理頭髮的過程，包括他自己和別人的頭髮。他手指和手肘的動作是那麼優美有致，我常常疑惑那是不是來源於舞蹈。我常常忍不住從書脊上方偷眼看他，細緻輕柔地繞起一束束頭髮挽在手指上，一層層盤捲上去，耐心地把套在人頭模特兒上的假髮盤成複雜的髮髻，或者用指縫拈起髮梢輕輕地剪。有時，他的頭髮裡有那麼一小撮逃脫了發繩的束縛，俏皮地垂落在他的臉頰邊，他會敏捷地下意識般隨手把它捋向腦後，這時他的手指關節就會勾畫出迷人的臉頰的輪廓。

每次痴痴地盯著泰雅而被他發現督促我讀書時，目光回到書頁上的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無外乎：我和泰雅究竟是什麼關係？朋友嗎？顯然是，好象又不僅僅是，我也不甘心僅僅是。同居嗎？字面上看似乎是，但按照社會上普遍的定義，同居者應該有性關係，而泰雅完全不接受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肉體親暱，所以也不確切。我上大學時聽到過港臺籍的留學生稱呼同寢室同學“我的同屋”，也許這才是對我們關係比較正確的描述詞語吧。

管它呢！總之，這自然而然、瑣碎平常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時光。我是如此沉溺於幸福之中，以至於以後別人嘆起考研究生複習功課的苦經時，我幾乎完全回憶不起一點苦澀絕望焦慮的味道來。儘管我上大學時的成績並非出類拔萃，透過在職申請學位同等學歷資格考試筆試和麵試的過程順利得令人難以置信。也許，那是因為每天都可以看到泰雅無意中給了我神秘的力量吧。

這天一上班，我就覺得不對勁。嚴威沒有來。本來我們組就缺少人手，現在更是隻能等待楊向東一組開完刀，由師傅和楊向東帶領我們住院醫生完成推脫不掉的手術。其他能拖延的就拖延一些。師傅對嚴威意外的缺席沒有加以任何批評或解說，彷彿這個位置天然就是空缺的。

開刀時，我本以為給楊向東做助手，他會講些輕鬆的話題，就象他平時那樣。可是今天他比平時的嚴威還要沉默。病房裡，從丁非和方和不斷快速交換的無聲的眼神中，我看出問題好象很複雜。好幾次和丁非擦身而過，他看著我，似乎欲言又止，馬上掉頭又離開。我踏進治療室取換藥包、棉球、紗條什麼的時候，莉莉、良良等一堆護士湊在一起悄聲而激烈地說著什麼。露露看到我，正要開口說什麼，只來得及“哦”一聲，就被她們拽開。就象摩西在紅海前祈禱過一樣，護士們自動在我面前分成兩列，空出地方給我走路，而我所走過的地方，在我剛步出治療室，又迅速地被她們湊在一起的身體和腦袋填滿。

該死！不會是有誰看到了我外套口袋裡的化驗報告，做出什麼特別豐富的聯想吧？當然，換了我，如果在別人口袋裡瞥見了這麼一樣化驗報告單，不免也要瞎想八想一陣子。因為，那是一張化驗有無HIV感染的化驗單，說白了就是看有沒有愛滋病。而送檢人的名字，赫然寫著：“朱夜”。

那是3個多月以前藉機抽了泰雅的血標本，送到市衛生防疫站檢查。結果我當然早就知道是陰性，也就是說泰雅還沒有感染上這種不治之症。真是謝天謝地。雖然出於保護患者利益、控制愛滋病流行的目的，自願接受檢查的人可以用密碼匿名抽血化驗。但是我和防疫站的人講我會自己抽好血送來，所以不得不留下我真實的姓名、職業、工作單位和地址。當時工作人員講只是為了保證對某個特定的真實存在的有法律可靠性的“個體”送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