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農的思想差異和趨同的途徑，揭示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長期性和艱鉅性，以及工農幹部進城後如何適應城市工作的問題，應該說在思想和藝術上都是一部比較優秀的影片。可是這部影片卻被當做“小資產階級的創作傾向”的代表，“歪曲工農幹部”的作品，受到重點批判。後者寫的是一位解放軍的連長，從多方面反映了生動活潑的連隊生活，性格豪爽樸實，富有情趣，把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可愛的戰士的形象演得生動逼真，被公認為是一部好影片。可是這部影片也被認為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嚴重歪曲了人民解放軍的英雄形象”，胡批一通。從這兩部比較成功地塑造工農兵形象、積極表現新生活的影片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對待，也可以看出在批判《武訓傳》之後當時那種政治空氣之下，在對待文藝作品的評論上的片面、極端和粗暴到了何等程度。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新中國電影的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在這場運動之初，曾大造緊張空氣，儘管最終並沒有對影片創作人員追究政治上的責任，也沒有給予任何人以行政處分，甚至周恩來總理在上海文化廣場萬人大會上作形勢報告提及這次批判時，除主動承擔責任，還特地強調《武訓傳》編導孫瑜、主演趙丹“是優秀的電影工作同志”，但這場批判所造成的那樣一種壓抑和緊張的政治空氣，卻使許多創作人員一時不知所措，在創作上陷入迷茫之中，影片生產大幅跌落。“從1951年到1952年7月，除一部只30分鐘的短片（《鬼話》）外，整整一年半的時間，三個國營製片廠沒有出品一部長故事片。”（《當代中國電影》上，第７４頁）創作中題材、主題、體裁和手法日趨單一和狹窄，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日趨嚴重。

“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是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建議於1950年7月11日成立的，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任主任委員，委員32人，由於成員太多，各自忙於本部門的工作，無法開展工作，1951年4月又決定成立常委會，由周揚、沈雁冰、江青、肖華、袁牧之、陳波兒、蔡楚生、史東山、陽翰笙為常委，同時決定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上海分會，由夏衍負責。這個委員會的任務是：“對有關推進電影事業，及國營廠的電影劇本、故事梗概、製片和發行計劃及私營電影企業的影片提出意見，並會同文化部共同審查和評議。”

（《提高國產影片的思想藝術水平，文化部成立電影指導委員會》，1950年7月12日《人民日報》）這個委員會前後共召開過十幾次會議，大至全國電影劇本的題材規劃、電影生產計劃的審定，小到每一個劇本的修改方案，都由它作出具體規定和執行細則，甚至對劇本中的人物對話及字幕表的順序都要經由它來確定。由於控制過嚴過死，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被否定的劇本就達40多個，還有一些劇本因難以滿足各方面的要求，幾經修改最後還是以流產告終，致使電影廠陷入了無劇本可拍的困境。這種根本違背藝術創作規律的領導方法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電影指導委員會”不得不於1952年結束了它的工作。

這裡，有必要把江青交待幾句。江青當時既是文化部電影指導委員會委員，又是###電影處處長。###、政務院文教委員會黨組1951年11月15日關於機構設定和人員配備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毛澤東批示給胡喬木照此執行，對其中提到擬任江青為###電影處處長，毛澤東表示是否適宜值得再考慮一下。江青最後任命為正為副眾說不一，反正她上面沒有處長，所以她實際上就是處長。當時丁玲是###文藝處處長。對江青的這個安排應當說是適當的。不知是因為她覺得這個安排對她這個反武訓和《武訓傳》的“英雄”太屈才了，還是覺得她的那些過於片面的極端的意見在電影指導委員會中和者蓋寡，或者另有其他別的原因，總之是她在這個電影處處長的崗位上沒幹多長時間，隨著“電影指導委員會”　。　想看書來

17在曲折中前進（2）

活動的終止，她也就逐漸從電影處處長的崗位上退出，重新回到毛澤東的身邊當她的“遊動哨兵”去了。江青的這段經歷，後來在“文革”中竟成了她“高舉”旗幟的“光輝事蹟”。

周揚面對文藝創作不振這樣嚴重的局面，心裡很是著急。他要施展自己的智慧和謀略，想方設法重新把文藝創作引上興旺發展的道路，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一方面，他繼續真誠地檢討著自己當初在《武訓傳》問題上的錯誤，充分肯定批判《武訓傳》的必要和正確；另一方面，他又從幾年來的工作中，也包括《武訓傳》批判中認真總結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