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觀，幹部們就把西安市裡其它寺廟的僧人們調到大雁塔來，使寺廟看起來一切都很正常。對可能問到的問題，老段他們都事先進行認真的準備，按統一口徑回答。 老段甚至被派到北京中國佛學院學習，以便提高政治覺悟。“外國代表團說，玄奘大師是我們手中的王牌，”　老段回憶道。“事實上，他是我們惟一能談的。我們給代表團成員看玄奘大師翻譯的佛經，帶他們參觀大雁塔，向他們介紹我們紀念玄奘大師的特別儀式——這當然是假話。他們走之前，我們送給他們每人一張拓印的玄奘像。在這整個過程中，幹部們一直緊張地盯著我們，恐怕出一點差錯。最後代表團走了，相信我們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甚至還很羨慕我們。” 老段的日常生活基本上被緊張的政治學習佔據了。他回憶說：“你不知道當時的情況，我們一天到晚就是政治學習，開批判會，唱革命歌曲，你沒有一點時間考慮別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讓我們脫胎換骨，用黑心換忠於黨的紅心，做一個對新社會有用的人。” 我問他學習的內容。 “很多和我們根本不沾邊。我不明白我們為什麼花好幾個星期學習新的婚姻法。它和我們和尚有什麼關係呢？也許他們心裡清楚我們要被遣送回家，還會結婚，瞭解一點當丈夫的權利和義務對我們沒壞處。”說到此，他尷尬地笑了一聲。 有些幹部確實給了他們很大的壓力讓他們結婚。有時候僧人和尼姑被關在一個屋子裡，直到他們同意結婚才能離開。那時西安郊外有個尼姑庵。有一天庵裡的女住持來找老段，問他願不願意照顧一個小尼姑。人們造尼姑的謠，說尼姑庵是窯子鋪，尼姑是妓女，許多尼姑受不了走了，只剩下四個尼姑，其中有兩個年輕的，還有一個上歲數的和一個有病的。老段說這是件大事，　他得考慮考慮。最後他同意了，可那尼姑卻突然死了。老段覺得她可能是自殺了。“我覺得很內疚，我要是早點同意的話，說不定還能救人一命呢！”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 終於，　寺裡的兩個僧人屈服了，　開始談物件了。接著幹部們每天又做老段的工作，問他什麼時候結婚，還說結婚並不影響他信佛。大雁塔外面有一個女人，老段每天都見到她在那兒賣水。她是村裡的一名寡婦，一人養活四個孩子。老段想，沒辦法，就她算了。 他出家已經快三十年了。他過去只熟悉廟裡的生活：粗茶淡飯，一身僧服；在寺院裡，他清心寡慾，與世無爭。而現在，這一套整個都沒了——早上不再有人敲梆子叫他上早課，一天裡不再有儀式和打坐來規範他的活動，也不再有優美的誦經和高僧的指點來增強他的信念。這個決定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 老段沉思了很久，終於回答了我的問題。 “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果按他們說的做了，他們就完成了對我的改造，可能就不會再來管我，說不定我倒有機會打坐唸經呢。〃　說到這，他停了片刻，然後又補充道：　〃說這些好像是為我自己辯護。真的，怎麼說都開脫不了，有些人不就堅持下來沒有還俗嗎？〃 作為佛教徒，老段把他的還俗歸咎於自己的前世。“我肯定上輩子留下了什麼重要任務沒有完成，或是無意間妨礙了什麼人，所以只能當半輩子的和尚。誰都沒法擺脫因果報應。” 我很難接受老段的說法，就像我不相信文革中所有受迫害的人，還有我姥姥的不幸，都是因為前世做孽而罪有應得。但我試圖去理解佛教所說的因果報應。佛陀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佛教看來，世上的差別和不平等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有人生來就是百萬富翁，有人卻生來一貧如洗？為什麼莫扎特十幾歲就能寫出天籟般的旋律，而許多人卻五音不全呢？這都是因果報應的表現。對老段來說，　這種看待事物的方法，使他在面對自己所遭受的種種苦難時，不怨天尤人，而是反省自我，完善自我。 我問老段他是否覺得世俗的生活對他來說很困難？ “他天生就是當和尚的，”不等丈夫說話，段大媽就插嘴說。“我們一訂婚，村裡的一個饒舌婦就開始說我們的壞話，說他像太監。加上我們倆個不住在一起，他住在廟裡，我住在家。我求他拿出個當男人的樣來，跟她們去解釋一下。” “只要把心靜下來，按佛說的去做，就行了。”老段自言自語說。 他們婚後沒過多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老段仍然記得紅衛兵衝擊大雁塔的那一天。那是1966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他正要吃晚飯。突然外邊傳來一陣喧鬧聲。他還沒弄清怎麼回事，一幫紅衛兵就闖了進來，高喊著：“砸爛舊世界，建立新世界！”其中兩個衝進他的小屋，從桌子上抓起佛經就扔到地上，還命令老段用腳踩，以示對“革命行動”的支援。“這怎麼能踩呢？這是佛陀的話。我若是踩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