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必須言及者，我今僅以此種實踐的意義用此自由概念，“其不能經驗的用以說明現象，且其自身對於理性成為一問題”（如前已論及者）之其他先驗的意義，則皆置之不顧。除感性的衝動（病理的）以外不能決定之意志，乃純粹動物的（arbitrium　bru－tum）。能離感性的衝動而唯由理性所表現之動機決定者，名為自由意志（arbitrium　liberum），凡與此種意志相聯結者，不問為其原因或結果，皆名為實踐的。實踐的意志自由之事實，能由經驗證明之。蓋人類意志非僅由刺激（即直接影響於感官者）決定；吾人具有“以更間接的形相引起其有益或有害等之表象，以克服在吾人之感性的欲求能力上所有印象”之力量。但就吾人全體狀態以考慮可欲求者為何（即關於考慮何者為善為有益）之等等考慮，則根據理性。故理性提供成為無上命令之法則，即意志之客觀的法則，此種法則告知吾人應發生者為何——雖或絕不發生——因而與“僅與所發生者相關之自然法則”不同。是以此等法則應名為實踐的法則。

理性在其由以制定種種法則之行動中，是否其自身復為其他勢力所決定，以及在其與感性的衝動相關時，所名為自由者，是否在其與更高更遠行動的原因相關時，仍屬於自然，此在實踐的領域中實為與吾人無關之問題，蓋此處吾人之所要求於理性者，僅行為之規律而已；以上所言乃純然思辨的問題，在吾人考慮何者應為、何者不應為之範圍內，固能置之不顧者也。吾人雖由經驗知實踐的自由為自然中原因之一，即為決定意志之理性所有之因果作用，但先驗的自由則要求此種理性——就其開始一現象系列之因果作用而言——離去感性世界所有一切決定事物之原因而獨立。故先驗的自由頗似與“自然法則以及一切可能的經驗”相反；因而留存為一問題。但此種問題不進入“理性在實踐的運用中之領域”；故在純粹理性之法規中，吾人之所論究者，僅有兩問題，皆與純粹理性之實踐的利益相關，且關於此兩問題，必有一理性使用之法規可能——即是否有神、是否有來生之兩問題。先驗的自由之問題，則僅屬思辨的知識之事，當吾人論究實踐的事項之時，自能以之為與吾人無關之爭論而置之不顧。且關於此一問題，殆已在純粹理性之二律背馳一章內充分論究之矣。

第二節　視為純粹理性終極目的之決定根據之最高善理想

理性在其思辨的使用中引導吾人經由經驗領域，因經驗中不能發見完全滿足，乃自經驗趨達思辨的理念，顧此等思辨的理念終極又引吾人復歸經驗。在此種進行中，理念固已實現其目的，但其達此目的之情形（固極有益），則不足以副吾人之期待。顧尚有一其他之研究方向留待吾人：即在實踐的範圍中是否能見及純粹理性，在此範圍中純粹理性是否能引導吾人到達——吾人適所陳述之純粹理性所有最高目的之——理念，以及理性是否能自其實踐的利益立場以其“就思辨的利益而言所完全絕拒斥之事物”提供吾人。

我之理性所有之一切關心事項（思辨的及實踐的），皆總括在以下之三問題中：

（一）我所能知者為何？

（二）我所應為者為何？

（三）我所可期望者為何？

第一問題純為思辨的。對於此一問題，一如我所自負，已竭盡一切可能之解答，最後且已發見理性所不得不滿足之解答，且此種解答在理性不涉及實踐的事項之範圍內，固有充分理由使理性滿足。但就純粹理性“全部努力”實際所指向之其他二大目的而言，則吾人仍離之甚遠，一若自始即聯於安逸，規避此種研討之勞者。是以在與知識有關之範圍內，吾人之不能到達其他二大問題之知識，至少極為確實，且已確定的證明之矣。

第二問題純為實踐的。此一問題固能進入純粹理性之範圍，但即令如是，亦非先驗的而為道德的，故就此問題自身而言，不能成為本批判中所論究之固有主題。

第三問題——我如為我所應為者，則所可期望者為何？——乃實踐的同時又為理論的其情形如是，即實踐的事項僅用為引導吾人到達解決理論問題之線索，當此種線索覓得以後，則以之解決思辨的問題。蓋一切期望皆在幸福，其與實踐的事項及道德律之關係，正與認知及自然法則與事物之理論的知識之關係相同。前者最後到達“某某事物（規定“可能之終極目的”者）之存在乃因某某事物應當發生”之結論；後者則到達“某某事物（其作用如最高原因”）之存在乃因某某事物發生”之結論。炫&書ūｍdtΧt。còm網

幸福乃滿足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