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工商青年精英們的最愛，爵士時代的偉大小說；誰不在學習《太陽照樣升起》中男主人公堅硬、乾脆的講話方式；帕索斯更加雄心勃勃，他乾脆開始記錄起一個時代——《美國》三部曲；即使那個被海明威不屑的邁克爾·考利不也成為《新共和》雜誌的書評編輯了嗎？他後來寫作的《流放者的歸來》，鼓舞了幾代文學青年的成長。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們在30歲左右就成了國際知名人士。1930年，美國人甚至第一次得到了諾貝爾文學獎。儘管辛克萊·劉易斯在《大街》裡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他的年紀也大了一些，也儘管他的獲獎更多是由於美國經濟、政治地位的崛起。但是，誰又能否認，此時由“迷惘的一代”們創造的美國文化已經開始擺脫幼稚了呢？一方面，他們要感謝“到歐洲去，到歐洲去”的偉大號召，另一方面他們也應該感謝19世紀90年代那批人為他們做出的犧牲。文學批評家拉澤爾·奇夫認為，20年代“迷惘的一代”作家之所以被人發現與接受，是因為他們引起的巨大社會震動的後果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由19世紀90年代那些作家代為受過了。那些今天已經被人遺忘的名字與青年，成為海明威的墊腳石，前者比後者更加迷惘。

許暉講的沒有錯，他們的確是過渡的一代，新出的那本《“60年代”氣質》中無處不在的憂傷與被犧牲感不斷地強調著這一點。但誰又不身處過渡之中呢？而對於中國來講，海明威那一代何時才會出現呢？從1890年到1920年，整整30年間，那一代青年同樣是過渡，在等待輝煌。

距離1997年的秋天已將近4年了。我對於80年代大學校園的憧憬情感在1998年的《北大往事》後開始褪色。所以，《“60年代”氣質》這樣書令我感慨，卻不再感動。我渴望這些已過而立之年的青年們，除了回憶與欷噓之外，能讓人看到一些更富建設性的作品。他們像考利一樣編輯過《我們》、《今天》等形形色色的雜誌，他們也在貧窮與喧囂還有醉酒中慶祝自己的青春與寫作，而現在我渴望看到他們的《太陽照樣升起》與《流放者歸來》。

這樣的渴望顯得殘忍與粗暴。畢竟，他們缺乏時間與機遇。他們也沒能“到歐洲去”、“到美國去”，去那些國家的中國青年學習的更多是技術而非寫作。

對於沉浸於20年代美國情緒中的我來說，我很願意把自己想象成邁克爾·考利。生於60年代的青年不喜歡技術與商業，認為它們毀滅了我們的心靈。但我更願意將20年代美國作家的成功分給當時美國的技術與商業革命。正是福特的努力、正是留聲機與廣播這樣的發明讓美國人生活得更富裕，資訊更發達，他們開始有時間與精力閱讀了。像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的作品都是先成為時尚，然後才成為經典的。

那麼今天的我呢？一個生於1976年的青年，就像我最初寫到的，在我進入大學這一年，以網際網路為主的新技術革命正在席捲全球，從1995年到今天，技術革命對普通中國人的影響比起從前的政治更為巨大。當我在鄙薄了90年代中期平庸的校園之後，我必須承認，那些在新技術影響下、於1998年後入學的青年的確有了更多的選擇機會。他們也並非像我過去認為的那樣沒有頭腦、沒有感情，新資訊革命讓他們的知識層次更豐富，也更加獨立、強調個人主義。而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全球化現象，則讓他們真的與巴黎、紐約生活在一起。他們或許快樂多於憂傷，但到目前為止我還不能說不憂傷就是缺乏人文關懷。

好了，我已經在青春的時空中穿梭了一個世紀了，並且不無自戀地讓自己回到了1997年，那個臉上長滿粉刺的青年時代。我不斷地提及歷史，又不斷地否認過去。我知道我無法看清楚未來，但是我越來越清晰地聽到召喚的聲音。這聲音令我的情緒再次激昂，它提醒我不管身在何處，我都必須不懈地學習。儘管，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像1890年代那批美國青年那樣最終被淹沒，還是像菲茨傑拉德一樣留下痕跡。但有一點很清楚，我必須不斷地吸收世界上最傑出的思想文化，它比自我回憶更有建設性，即使是過渡的一代，我也希望這種過渡更加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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