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上要來換烈屬牌，婆媳倆死活不讓換，說是沒有個準信，你們咋就知道人不在了，你們這是咒人死，不安好心。哭著說著，把個武裝部的人說得不敢大氣吭一聲，仍把光榮軍屬的牌子掛上。那“烈屬光榮”的牌子，老周嫂子拿一把大斧劈了，又剁成碎末，一把火燒了。婆媳倆守著一個希望，艱難地活著。眼看老周嫂子就二十五六了，有人給她提親，她都把人家罵走。她心裡的官子一直活著。到了文革初期，沙吾同到一個山裡公社串連時才得到一點訊息。那一天，沙吾同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傳單幫他們刻好，就要走，一個身穿舊軍裝的人進來了。沙吾同同他打招呼，看他耳朵有點背。別人介紹說：“這是志願軍老功臣，在單位里老受壓。”原來他是郵電所裡的投遞員，叫任學選，在志願軍時就是排長。那晚上，沙吾同他倆住在一個屋裡，沙吾同聽說任學選是功臣，就很敬重，問起來，老任同志吭哧了一會，說：“現在不打美國兵了，功臣連個爛杏也不值。”說起打仗，他勁來了，說他耳朵是在上甘嶺叫炮彈震聾的。上甘嶺啊！別看那電影上唱呀歌的，咋唱咋歌也唱不了戰士們的精神，那才叫革命英雄主義。又感慨說，上甘嶺死了多少人啊！戰場上下來，戰友見了面，哪一個不是抱著哭，說：沒有把這百十斤撂到山頭上。最後一仗是青溝裡戰役，我們一個排，上去三十多人，下來時只有四個人了，都是咱一個菊鄉的。他忽然掏出煙抽一支給沙吾同，沙吾同搖搖手，他笑了，說：“好習慣。我這都是在朝鮮學會的，那時閒了就著急。”他擦著火點了煙，猛吸一口，忽然問：“你姓沙，有個沙官同不知回來了沒有？”一聽這名字，沙吾同一愣，這不是官子哥嗎？老周嫂子老王大媽眼都望穿了呢！忙問：“是不是高挑個，白淨，說話有點假婆娘腔，細聲細氣的？”他說：“就是，他有文化，是我們文化教員，寫信都找他。”沙吾同說：“那是我近門哥，現在沒訊息。”任學選回憶說：“我們四個一起撤下來，跨過一個坦克路時，敵人炮彈打來了，我喊一聲‘臥倒’，就勢趴在一個大石頭邊，炮彈炸了以後，我從土裡抖抖身子，沒事，就開始喊人，沒人應。我身旁的這一個是菊鄉城根的人，已經不行了，又爬著找人，看見一個戰友，從他外包牙的樣子上，認出來是咱師崗人，一摸，也犧牲了，頭上被炸彈切了個口子。我接著就喊沙官同，他在一個溝裡，在哼，我去一看，他負了傷，我背起他，他又溜了下去，哭著喊著，聽不清說的啥。我急忙跑到擔架所，領了人來，人已經不見了。後來我到擔架所查查，別人抬下來了，有他的名字。自此，我再也沒見他這個人。”沙吾同問：“會不會是傷太重，後來犧牲了？”老任同志很負責地答：“不會，他腹部傷，要不了命的。”沙吾同問：“會不會當了俘虜？”老任說：“青溝裡戰役是上甘嶺的最後一仗，爾後美國就在板門店簽字了，停戰了。”“那他會不會留到當地同朝鮮女人一起過起日子來，聽說朝鮮男人死的多，寡婦多。”老任笑了笑，說：“沙官同絕不會，他戀家，想老婆，經常想他兒子。”三種情況一排除，官子哥還可能活著。沙吾同回來一說，大媽和老周嫂子馬上讓沙吾同領著她倆坐車去見任學選，並把這個情況上報武裝部，但是過了幾個月，仍是沒有沙官同的準信。但這事以後，老周嫂子對沙吾同就親近了一截，情同姐弟。

金丹讓老周嫂子養了幾個月，沙吾同有事沒事就往嫂子家跑，有時也就在那兒吃。時間一長，有人說出閒話了。

沙吾同找到廣全二叔，兩人談了半夜。沙吾同說：“這些人真是缺德，壞一個女人的名聲。可我們自己身上一個血星兒也沒有的。”廣全二叔說：“這些事誰給你作證？好說不好聽，把金丹接回來吧！有啥縫縫補補，叫你二孃去。”抱回金丹那天，老周嫂子嘴唇都氣得哆嗦著說不成一句囫圇話。沙吾同說：“嫂子，啥事咱都清楚，金丹我抱回去啦，有苗不愁長，她女娃子長大也會記住她大媽的恩，我沙吾同這一輩子也忘不了嫂子。”說得淒涼悲傷，老王大媽、老周嫂子都哭了。哭著哭著就要找大隊上公社，要國家把官子給她找回來，老周嫂子也尋死覓活的。眼看事情鬧大了，廣全二叔趕忙使眼色讓幾個婦女拉住她們，又把看熱鬧的人罵了狗血噴頭。他說：“今天要是出了人命，把說閒話的嘴撕撕餵狗，還要法辦他，咱沙家灣有些人心眼不正，不好好按毛主席指示辦事，戳東搗西，你小心一點自己的屁股眼，夾緊點兒，今天先捎個信兒！”

小金丹不懂事，看見這麼多人，一會兒給這個笑笑，一會兒又給那個笑笑，她自學會笑，有人就逗她玩。沙吾同抱著她，想孩子她媽的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