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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我寫下了《西決》第一章的標題：“待你歸來”。到2012年1月，《南音》出版，差不多四年了。足夠一個人大學畢業。而我，卻因為一直都在跟這個姓鄭的家庭打交道，覺得四年只是一轉眼的事情。我從不認為我寫了一部家族小說，因為像我這樣一個生在工業城市，度過了人際關係簡單的寂寞童年的人，不可能對所謂“家族”有什麼深刻的情感。我自己是個永遠的異鄉人。我的爸爸媽媽各自經歷了跟複雜的中國現代史相關的漂泊，在一個不是他們故鄉的地方，偶然地安了家，我常常跟朋友們開玩笑說，我是我故鄉那座城市的“第二代移民”。從童年時代起，我就知道，這個我出生，長大的城市，只是我一個人的。那種感覺，換了一個成長在一家幾代在同一片土地上盤根錯節的“家族”中的人，怕是怎麼也不會懂的吧。

我總是喜歡待在一些讓人忘記歸屬感的地方。比如，剛到法國時那個國際語言班，30幾個學生來自20多個不同的國家；比如，我實習的時候，那間五位同事各自的母語正好湊齊五個大洲的辦公室；還比如，現在，這個隨便一個地鐵站裡能聽到各種方言的北京。五湖四海的混亂交錯，總是讓我在第一時間聯想到“江湖”這個詞。可是在我的小說裡，永遠只有那麼孤單的一座城。龍城。

他們都問我，龍城是你的家，太原嗎？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我覺得很像，但又不是。不過，我所有偏愛的人物們的故鄉，都是這裡。“龍城”最終會變成一個龐大的墓地，林立著所有這些角色的墓碑。——我知道，我又在比喻了，有時候我真恨自己為什麼總是要用這樣的方式表達自己，看著好像故弄玄虛。其實是因為，很多時候，想到一些複雜的事情，我眼前出現的就只是一些畫面而已，我也很像試圖用清晰，明白，說明性質的語言把它們概括出來，可是，最終，我只是描述了我看見的那些畫面——有時候顏色濃烈，有時候帶著氣味和溫度，偶爾，還有聲音。

把它們都寫下來，就是龍城。那個世界是我的，我創造的。

為什麼要寫作呢？因為那是件讓我快樂的事情。——在開始寫《西決》之前，問題和答案都是這麼簡單。可是自從《西決》開始，我從寫作裡獲得的痛苦越來越多，多到有一天我突然發現，“快樂”和“快樂”之間，居然隔著那麼漫長的距離，這一路的地貌，複雜到我無從判斷。因為我再不能像當初那樣，簡單天真地相信著：自己認為對的東西，就一定是美的。內心深處，早已開始質疑自己的審美標準，質疑自己深愛的東西的合理性，質疑我所追求的那種小說的意義……有那麼多時候，我都想找個人跟我談談這個。我不需要任何虛妄的鼓勵和安慰，不需要任何人跟我說“我相信你能做到”，我只想有人能看得清我掙扎在一個泥潭裡，那或許並不是沼澤一般的絕境，卻足夠摧毀我世界裡的每樣東西。

可是人們都驚訝地跟我說：“你對生活還有什麼不滿意的嗎？你已經從寫作裡得到了那麼多。”交談的慾望往往就在這一刻煙消雲散，我笑笑說：“別理我，我發神經，喝酒吧。”於是大家參差地碰杯，他們沒注意到我其實根本沒有端起我的杯子。我看著有人醉了，有人流淚，有人嘆息，我就會突然開始強烈的想念我小屋裡的那張書桌，我的電腦和檯燈。像鄉愁那樣地想念。也許每個人的人生都經歷過這種深淵一樣的瞬間，清醒著默默地求救，身後甚至還配著沒心沒肺的音樂。

在《西決》裡，我告訴自己忍耐，並試圖說服自己忍耐的盡頭就看得見一直在那裡等著我的意義；在《東霓》裡，我受夠了，我告訴自己就任性這一次，就盡興這一次，也許真正的天才醉了以後，上天贈給他們的就是妙手偶得，但是我，可能得到的只是黑夜盡頭陽光照亮的那桌慘不忍睹的殘羹。去年夏天，在某場東霓的籤售會上，我一遍遍在扉頁上寫我的名字，然後就接到了一條簡訊，是一個朋友發給我的，簡訊的內容是：“看完了《東霓》，你真的還好嗎？你是不是應該停下來一段時間，暫時不要寫了，如果你需要面對一下你自己心裡的惡意跟痛苦，我陪你。”我看完了，繼續簽名，一邊眨眼睛，把眼淚壓回去。

我想我還是幸運的。因為還是有人看見了。

現在，我站在《南音》的盡頭處，暫時還無法相信一切都已結束，暫時還無法覺得雲淡風清。我不想簡單地解釋我把什麼東西放在了《南音》裡，因為——因為我已經拿出來了所有我可以放進去的東西。這句話顯然不能作為“內容提要”吧，也不能拿來應付宣傳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