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汙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瞭，”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颳大風時坐在膠皮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儘量嚥到肚子裡去；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

所謂“作揖主義”，不是不堅持真理，不是當濫好人，而是不把時間花在與人無用的爭論上，全心全意做自己的事情，用事實來說話。《論語·里仁》：“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就是這個道理。

《莊子·齊物論》提出“辯”的反命題，認為“辯無勝”……靠辯論獲得的勝利沒有意義：“即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大意：我和你辯論，你勝了，我輸了，我說的就一定錯誤嗎？我贏了，你輸了，我說的就一定正確嗎？其實無論辯論結果如何，我倆誰對誰錯，或者都是對的，或者都是錯的，仍然無法斷定。）

不明智的爭論不僅無法解決問題，還會使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你要知道，當一個人辯論的時候，他不僅僅是在單純的用理智分析問題，他所有的人格尊嚴都已經行動起來，要求把自己的觀點堅持到底。事後他也許會覺得自己錯了，但是他必須考慮到寶貴的自尊心而堅持說下去。美國心理學家奧佛斯屈在他的《影響人類的行為》一書中說：“當一個人說’不‘，而本意也確實否定的話，他所表現的決不是簡單的一個字。他身體的整個組織……內分泌、神經、肌肉……全部凝聚成一種抗拒的狀態，通常可以看出身體產生一種收縮或準備收縮的狀態。總之，整個神經和肌肉系統形成了一種抗拒接受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要讓他冷靜的分析問題並放棄自己的觀點，簡直難於登天。本來除了辯論，你還有其它方法可以證明你正確的，但現在，他把堅持自己的觀點和維護自己的尊嚴等同起來，恐怕再好的方法也要歸於無效了。

第45節：每個人都有優點

所以，如果你是正確的，事情的發展自然會證明你的看法，那些持不同觀點的人也會慢慢改變態度。而一旦辯論，往往會使人將堅持自己的看法視為維護自己的尊嚴，即使事實證明你是對的，他仍然不會服氣，會找各種藉口為自己辯護，不僅不會信服你，反而有可能產生敵意。也許有那麼一種人，天生槓頭，即使用事實來說話他仍然不願意承認錯誤。但既然客觀事實都無助於改變他的看法，口頭的爭論又如何能夠呢？徒然增加別人對你的反感而已。

近現代以來，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好幾次著名的大爭論，比如洋務派與頑固派，保守派與立憲派、革命派與保皇派、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等，對於解放思想、推動歷史發展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些例子能否反駁我前面的觀點呢？我覺得，首先，總的來說，即使這樣的辯論，也沒有哪一方讓另外一方放棄了自己原來的觀點。李鴻章洋務運動失敗了，但他至死都反對君主立憲；康有為辯論不過革命派，但直到辛亥革命勝利後，他還是保皇派；在每次辯論中，從來沒有出現過某一派舉白旗投降的情況，只是後來革命形式的發展，迫使他們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已，並沒有被說服。也有放棄舊觀點接受新觀點的，比如梁啟超、楊度，但只是特例，而且是在他們從事的活動……維新和復辟失敗以後認真反思的結果，而不是別人跟他們爭論的結果。其二，真正因為這種討論而受到思想啟迪的是“旁觀者”，也就是那些青年學子，他們從中接觸到了新觀點，透過自己的比較選擇了更為先進的觀點，從而使得大討論起到了思想啟蒙的效果。第三，某種觀點正確與否的最終決定性因素還是實踐，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