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譯者注。

小巷惡濁的空氣中，常縈繞他的笛音。……頃刻之

間，小巷恍如哀絕的醉鬼囈語般的虛幻。我陡地感到，我——窮文書哈里帕特，與莫臥兒的皇帝阿格巴爾無甚區別，破傘與華蓋循著悽婉的笛音一齊飛向天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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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本書《本次集》。

這是對音樂的崇高的致敬，音樂被當作為解決社會矛盾的良藥。社會學批評家們也許會提出，這種不切實際的和解只會加深階級之間的鴻溝，而且還會被當作一種證據，來為反動的觀點服務；僅僅靠著這些超唸的美味佳餚是否可能解決社會矛盾？但這是從錯誤的一端來看待這首詩，社會學在這兒走得太遠了。我們不能說泰戈爾無力把握現實，因為他試圖從理想的角度來解釋他所熟悉的現實，在這首詩裡，詩人是從超階級的審美理想入手的；也許是由於詩人把握不住理想，才真正導致了用情緒替代幻想，導致了逃跑形象重複出現的情形。這樣做是錯的，它把逃跑形象與幻想擰在了一起。

在另外一首描述富於想象力的少女的詩歌——《笛手》中，我們還能找到同樣的情致。在第三節中，當那位少女聽到了笛手吹出的曲調時，詩人把她的內心情感描繪得極其強烈，簡直是情撼山河；隨後而出現的概括，也寫得同樣優美，這是泰戈爾的特色；詩人認為，青少年的那種柏拉圖式的愛情總是美麗的：

上蒼沒有賜我翅翼，是你吹的歌曲賦予我夢魂和飛上烏雲滾滾的天空的瘋狂。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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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見《泰戈爾散文詩全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版，第483頁。

相對來說，這首散文詩的結尾有點柔弱而且“詩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