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食物，千萬不要小看這兩個窩頭。那年頭，正常人都吃不上一頓好的，差點都去吃觀音土了，不要說被批鬥的人了，之所以有這兩個窩頭，全仗著老百姓們的接濟呢，大家合夥湊著口糧送到艾淳來所處的大隊，當然，送來的口糧鐵定被大隊裡剋扣掉一點，但這個剋扣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全部剋扣，怎麼說呢？全部剋扣了，那就竭澤而漁了。老百姓因為艾淳來才送來的口糧，如果一點都送不到艾淳來的手上，那老百姓還會接著送嗎？到頭來。大隊裡的那點剋扣都拿不到。所以大隊裡很明白，別看這艾淳來是批鬥份子，但絕對是個搖錢樹。所以除了那些狗皮倒灶的“政治。問題”，大家對艾淳來還是比較客氣的。對艾淳來開展的批鬥大會也大都是文鬥，這對艾淳來才是最重要的。大家可要知道，在文。革期間，一些文人墨客，大都都是被武鬥致傷而死的，更有是活生生當場被打死的，即便沒有被打傷打死，也大都因為文人墨客那骨子裡的“傲慢”。受不了那樣的屈辱，最終自殺而死。到了晚上，艾淳來還要參加一次大隊裡的總結會，他得向組織彙報自己一天的工作和思想動態，這個也都沒有問題，怎麼說呢？大家的心都因為口糧的事情而“寬”著呢，不會真來為難艾淳來的，你有彙報、有總結就行了，就算你這總結、你這彙報爛的像是一灘屎，大家也都睜一眼閉一眼的就算是過去了。晚上的批鬥結束後。艾淳來就能回到自己的牛棚，早早睡覺，明天早起。日復一日，就這麼草草的過著……

在這裡順便說一下當時艾仕幀教授和其母親的生活狀況。母子倆因為艾淳來的問題，所以被劃為了“黑五類”（編者按：與紅五類相對應。），艾仕幀教授雖能正常的上課，艾仕幀教授的母親雖能正常的上班，但由於成分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歧視，在生活上也因為“黑五類”的問題，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許很多人會問：上自己的課、上自己的班。何必要去理會人家的眼光呢？但這個“認為”放在當下或許可行，鶴立獨行。也是一種很純粹的生活方式，但要放在那個年代。特別是計劃經濟下的年代，那你這個“鶴立獨行”就行不通了，先來說說上課吧，因為你是“黑五類”，很多學校不能考、很多專業不能觸及，哪怕你功課再好，那時候沒有高考，完全是組織說的算，你“紅五類”，根正苗紅，成績差一點的，去學個技工、職校什麼的，成績好點的，那你就很幸福了，組織可以讓你上最好的大學、最好的專業，什麼軍工專業、外交專業、藝術專業，你隨便挑。你“黑五類”，成績差一點的，那就直接被組織給放棄了，九年制義務教育結束，該什麼工作就什麼工作，這些工作還是遠離一線工人的，千萬不要小看工人，那個年代是工人就是“呱呱叫”的代名詞。通常也就讓你去做二線的工作，什麼掏糞的、什麼製鹽的，都是這個“邊緣化”的工種。成績如果好點，那就要看你的人緣和關係了，父母能去走走關係的、拍拍馬屁的，組織上的一些關鍵領導人或許心情一好，得……給你一個營業員、售票員職務，那你得到這種工種，那就得去燒高香了，對於“黑五類”而言，得到這樣的工作，已然是極致了。再來說說上班，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人工資都是一樣的，什麼工種拿什麼工資，都是紅槓槓劃好的，不能因為你的工作表現好，工資多拿一點，工作表現差，工資就少一點，沒這個說法，這就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何不能充分調動員工主觀能動性的最大問題！那按理說，這個工資都是劃分好的，就沒有“紅五類”、“黑五類”之分了吧？如果你這樣想，就想的太簡單了。首先“紅五類”能拿到好工種，這是毋庸置疑的，好工種，工資就高，一般的工種工資就低，這是明擺著的，“黑五類”就千萬不要指望拿到好工種，在這一點上，“黑五類”的工資收入就比“紅五類”的少了一大截。其次：計劃經濟體制嘛，那就得有計劃供應的問題。你光有人民幣還不成，還得有券，買米買面得有糧票，做衣做褲得有布票，今天家裡過年，改善一下伙食，買點肉，得有肉票。明天家裡來親戚，買點零食，得有副食品票……反正你買什麼得有票。後來國家放開一些，有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區分，什麼意思？就是有票無票是不同的價錢，說明白一點，就是我拿著糧票去買大米，有糧票，屬於計劃內的，那大米只要一毛錢一斤。我糧票用完了。直接拿錢去買大米，這就屬於計劃外的，那大米就要一元錢一斤。這麼一說大家能理解了嗎？當時的票券就變相的等同於有價證劵。這個沒辦法，誰讓國家執行的是計劃經濟政策呢？這計劃外供應還是後來的事情。在文。革期間，不光有錢，沒票壓根就買不到東西，這也就成為了“紅五類”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