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儒學是無用之學。宋朝王安石欲學商鞅變法從而使得國家強大，不料卻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他只頒佈一些新的法令條文，卻不去觸動整個朝廷體制，所以他的變法註定將會失敗，這便是儒生，他們只能紙上談兵，無一能成事者。”

于謙道：“中華由漢至明無一朝不用儒家經典治國，其間不凡有漢唐之盛世，便在本朝也有永樂之治，如果當真如你所說儒學是無用之學，那這些使國家強盛之時又怎麼說？”

楊影楓道：“儒生所謂治國不過是尋先例而治，天下大勢一但發生變化他們便無計可施。所謂盛世無一不在建立新朝之初方能出現，這卻是為何？天下大勢不斷變化，當先例已無法適應天下大勢的演變，儒生便會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天下便再次進入紛爭戰亂，戰亂則必然使的天下又回到原始狀態，從而新的朝廷又能夠以過去同樣的方式進行調整治理，也就是說這只是使天下形勢的演變再倒退到過去。然後長期的和平狀態使得天下再次得到發展，又進入當前的治理方式不能治理的狀態，天下便會再次崩潰，再次由新的朝代將其取代，從而無限迴圈，在這樣的迴圈之中，下將會永久的停留在固定的形勢之下，所以才會不斷的出現盛世和亂世。”

文能興世，武能安邦，這似乎是一個千百年來的真理。得天下依仗武力，安天下須以文道。中國幾千年來的歷史一直以這種文武之道執行著。大多的皇帝都不會喜　歡＇炫。書。網＇手握重兵的將軍，在他們看來，武將在為他奪取天下後成為了最危險的人，隨時都有可能對自己的地位造成威脅，歷史所發生的事實也很好的證明了這點。而儒生們則受千百年來口口流傳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影響，從心底看不上只懂拼殺的武將。在他們心中，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恰恰他們便屬於勞心者。

儒生們很自信地認為，以武力奪得的天下，必須施以文治，武人大多粗俗不通文理，需以文教約束其行為。漢朝獨尊儒術之後，由上將軍、開府丞相、國君三權分立治國的政治體制逐漸改變，喜愛玩弄權術的文人們終於可以以他們無限的權術智慧將武將的地位打壓了下去。

在皇帝與儒生打壓之下，武將則失去了理治國家的權力，甚至也喪失了他們在軍事上的權力。他們只是戰爭的機器而已，是否需要進行一場戰爭或者如何來用軍事力量維護國家的尊嚴是由文人來決定的，武將只是執行者，惟一可以發揮的便是在戰場上的兵法謀略。

儒生們用他們獨有的權謀之術治理著整個國家他們以周文王和孔、孟為聖人，從上古的四書五經中尋找著一切社會事務的解決方案，以與孟柯一般的仁慈之心來對待外來的軍事威脅，他們認為“仁者無敵”，對野蠻的夷人要用仁慈之心來渡化他們。

所謂文明本身的屬性便決定了無法抵擋野蠻的侵略，這些不過只是懦弱的儒家後人為保留自己的那麼一點可憐的自尊和無知而編撰的一個自欺欺人的謊言，他們不敢承認文明是脆弱的，是需要以武力為倚靠的，在沒有武力保障的前提之下，任何文明都將難以儲存和實現。沒有強大武力為後盾，一切經文明都將成為強者的嘴邊食，所等待的便只是強者飢餓之時的爪牙。

于謙從未想到過儒家經典有何不妥之處，更想不到儒家在楊影楓心中竟會是如此的不堪，自己從小便是讀儒家經典長大為官，此時聽楊影楓這般說來心裡有些不舒服，難道儒家真是如他所說這般？于謙道：“李聘也說過“絕巧棄利，盜賊無有”這樣的話，這不也是不讓人們運用各種技巧。”

楊影楓道：“儒家是詆譭新的東西，他們只要求別人好好的克己復禮民，這才是正道，而其它便都是歪門斜道了。李耳說絕巧棄利是讓人們摒棄一切慾望，這樣就誰也不會搶奪誰，誰也不什麼殺害誰了。兩人雖然都是反對發明創造，實際上卻是不一樣。一個是由妒生厭，一個是勸說世人。”

于謙道：“你對兵家有什麼看法？”楊影楓道：“兵家我不太懂，所以我也就說不出什麼。不過我對那句“兵者，詭道也”到是挺讚賞的。兵者如此，武者何嘗不是如此？世間一切又何嘗不是詭者勝！所以李耳才說要絕聖棄知。”于謙道：“也不能真如此，李聘的思想消極，如果世人真如他的說法生活，那麼人們至今還生活在愚昧無知之世，身無衣物，行無車馬。”

楊影楓道：“什麼是愚昧，現在麼，為什麼一定要穿衣服，為什麼一定要有車馬？正因為有了這些，人們才會產生各種慾望，然後為了這些慾望傷身勞心，甚至擾亂世間。”頓了一頓，又問道：“於伯伯，你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