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和這些年新興的‘復社’一樣（復社是由帝國大江南北許多儒學士人會社統合而成的聯盟社團），是朝廷之上內廷的閹黨，以及外朝的齊黨、楚黨、浙黨、宣黨、昆黨等執政官僚勢力的對頭，在朝野上下清流士人中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服膺程朱一派理學、倡導實學、崇尚氣節的東林黨，早年因與韋仲賢一派閹黨激烈政爭，東林黨人的領袖和主力干將多因閹黨專權而被構陷入獄，為閹黨所戮，以致勢力萎縮，這些年一直被壓制而顯得萎靡不振，反不如後繼而起的復社振作有為。但東林黨在朝野仍有很大聲望，其中一些激進的東林黨人甚至屢屢致信給身在四川任官的‘同道’程沂，措詞嚴厲的向他施加壓力，欲其致力於匡正平虜侯府的‘殘民惡政’。這一直以來也令程沂心事重重，憂從中來。

程沂很清楚東林黨人的‘同道’為何‘憎惡’平虜侯的西北幕府，除外西北幕府地處西陲，訊息傳播到江南兩京等處難免歪曲走樣，從而使人易生誤解的這個原因之外，則主要是西北幕府的一些具體施政，大不合東林黨人的眼眉，讓他們很是看不順眼。

其中大要之一，即是西北陰抑科舉而代之以官吏學校，使考不中官吏學校的西北儒學生員幾絕仕進之途，雖然生員還有機會可選入監察院任職，卻是必須與其他民爵士和退役軍功爵士分享監察督責之權，不惟不能一家獨大，而且監察院依附於平虜侯，權力也並不是很大，無法對各級行政事務官員形成威懾性的鉗制力，因為最高的裁決權畢竟始終操控掌握在平虜侯手中，監察院說白了就是平虜侯體察民情的一個耳目，一個用以制衡長史府和地方府縣官員的工具。如此‘狂妄無比’‘陰險狡詐’的推dao帝國沿習已久的科舉大制，國家根本（雖然西北在名義上並無廢除科舉，但西北選任官吏全然不依科舉中選的名冊，而只依據西北幕府自己的考試、考察、考成的一套結果，相當於另起爐灶，變相的把科舉束之高閣），這在東林黨人眼中簡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不但攸關儒學生員切身利益，也關係儒學的興衰，兔死狐悲，豈能不大為激憤？東林黨人對此攻訐批評最是激烈，常比之為始皇坑儒。

其二則是西北肆意革新官制，尤其是單獨析置稅課提舉司和提刑按察行署，使之直屬於西北幕府，使徵收稅課和司法問案這兩項大權完全從地方州縣親民官員（知州、知縣等）的手中剝離，集中到西北幕府手中。在課稅和司法上，西北幕府都是一插到底，這最為東林黨人所詬病，謂之專權橫斷，比之為世宗朝窮兇極惡的礦監稅使，比之為始皇帝專制獨裁的暴秦虐政；

其三則還有分置軍勳民爵，以及允許儒學生員以外的農牧工商勢力成立會館會社的施政舉措，這些舉措因大大分薄抑制儒學生員、鄉宦豪紳干政的力量，不合長久以來的帝國傳統，‘新貴’與‘舊族’矛盾衝突難免，這也大受東林黨人攻訐惡評。

對飽受東林黨人同道批評攻訐的這幾條西北‘惡政’，程沂心情一直很複雜。無論是身為儒生，還是身為東林黨人，在情感和信念上他是不太能接受西北幕府在治理施政上所作的種種變革改良的新政；但是在時務上，他卻又不能不承認西北幕府如此新政舉措，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國地方政治舊有的一些痼疾弊病。

譬如賦稅錢糧的催科（科者，課也，徵也），在帝國現今的州縣官吏而言，其職責惟以催科為要。所謂“日夜從事，惟急催科”。其他行政事務，所謂教化，所謂賑濟，所謂安民，所謂恤獄，等等全部被擱置一旁。

早在宣宗朝鼎盛年間，上解稅糧就是帝國地方州縣官吏考課的“硬指標”。此後，考課地方官吏實際上已經不再重視教化撫治，唯以賦稅催科為事，‘考選將及，先核稅糧，不問撫治，專於催科’是也，‘令天下官吏考滿遷秩，必嚴核任內租稅，徵解足數，方許給由交代（離任審計合格）’。地方官員憚於考成帶徵，催科往往重以敲撲，不能完納稅糧的小民被杖責枷鎖尋常得很，屁股打爛，流血滿地，致殘或致死人命的事例在所多有，滅絕門戶亦非鮮見，民力不勝官府錢糧催科的暴政壓力，往往舉家流亡。

州縣的催科，一方面是朝廷之政以及官員考課逼迫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經手官吏有利可圖。透過催科，官吏自身才能中飽私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較為羞澀。地方州縣催科既有上面的壓力，又有官員自身牟取私利的動力，鮮有不賣力催科的。帝國之內如清官海剛峰一般的廉己自律者，鳳毛麟角，屈指可數，而算計個人仕宦收入者則比比皆是，遍及州縣。催科錢糧本亦無可厚非，但是變本加厲，卻演變成殘虐害民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