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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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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河隴一帶最先發難,起而反對西寧軍團使用新月飛鷹軍團旗的既不是雷瑾,也不是西北幕府的高階軍將們,更不是長史府的幕僚客卿,而是西北素喜空談清議的一些儒士。現在的儒士,雖然只是西北眾多‘爵士’的一種,地位遠不如以前,但仍然是西北不可忽視的一支輿情清議力量。

在這些儒士們看來,帝國一統,獨尊儒術,佛、道能與儒共存那是其來有自,姑且不論,但怎能容許還有其他的‘異端’之說如此堂而皇之的出現在帝國軍隊的旗幟上?雖然回回人在皇朝開國征戰中立有大功,功勳卓著,皇室朝廷也歷來相當優容回回人,回回人的清真寺院遍佈帝國不少要衝地方,在西北更是勢盛,但也不該如此。皇朝太祖南征北討二十餘年,得回回之力甚多,但也禁止回回人更易其姓氏,限制回回人在本族內的通婚,強迫回回人與漢民同化,亦從未有如西北幕府這般的寬容。

這些儒士出於根深蒂固的‘夷夏之防’,反應非常激烈,強烈反對清一色由回回人編伍的西寧軍團使用新月飛鷹旗作為其軍團認軍旗,曾透過各種渠道競相進諫,但雷瑾的態度卻是對此裝聾作啞,不聞不問。

因為,這一則是近期雷瑾用兵頻繁,根本無暇顧及這些事情;

二則在雷瑾看來,懷柔與鐵腕對治國為政者而言皆是不可偏廢的手段,只有適時應時而用才是上策正道。

比如象允許清一色由回回人編伍的強悍騎兵軍團,公然在軍團旗上使用清真教徽記,固然其先決的條件是身為主帥的雷瑾,他自己有著容忍的胸襟和堅定的主見,但是作為利弊互見的一種策略,一種手段,這件事允或不允的權衡,主要的還是看西北幕府能夠以寬容、忍讓交換到什麼——

寬容忍讓的謙謙君子之風,或許在為人處事上不會讓多少人詬病,但至少在治國為政上並不足為法,一廂情願的以為寬容和忍讓就能換取到足夠的忠誠、信任或者妥協,那不過是剃頭挑子一頭熱而已。寬容、忍讓、妥協作為一種為政治理策略,實際上若是不能因為此而能榨取到更多的忠誠,又或者不能以之交換到至少等量的來自對方的忍讓妥協,那麼在為政者而言就完全沒有必要考慮什麼懷柔籠絡之策,寬容和忍讓應是雙方共同付出和彼此交換。

為政治國,畢竟不是簡單的人與人相處之道,為政治國從來都需要絕對冷酷地盤算利害得失,絕對理性地計算將本求利的底限,人情、人性在這其中難有容身之所,道德良知也難在其中覓得一枝之棲,大仁不仁,斯之謂也。

實際上,允許完全以回回人編伍而成的主力軍團,公然在軍中使用清真教的徽記,完全是軍府、長史府的部屬幕僚經過再三推敲後才從長遠著眼決定下來的,也得到了雷瑾的默許——

在西北幕府謀劃中的西進方略中,考慮到西域有太多信奉著清真教的汗國和部族,從長遠來看,同是信奉著清真教又懂得亞剌伯語文的回回人在西北幕府進軍西域時,將會是一個非常有利的先天因素,西北幕府沒理由自廢武功,而是應該儘量發揮回回人這種特殊的作用,儘可能把回回人軍團派上用場。

何況西北幕府的軍律法例上雖然禁止在軍伍中進行任何形式的宏道傳教,但將士自行信奉皈依的不在軍律禁例之列。

正由於雷瑾的裝聾作啞,不予理睬,這陣反對的聲浪因為自個兒唱獨角戲,一個巴掌難拍響,不得不逐漸放低了嚷嚷的調門。當然,這其中除了在建立清真寺院、經堂等問題上面,西北幕府有較大鬆動之外,對帝國這方面的成例,西北幕府基本上仍然是維持著原狀未予變動,這也是反對聲浪漸小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實,對這一部分儒士的反對聲浪,雷瑾反而是不憂反喜——

正因為儒士的強烈反對,西北幕府才有了機會,拿這個問題作為與回回各大姓討價還價的藉口和籌碼,進一步迫使回回大姓和上層教職人士鬆動了回回人族外通婚的限制,更進一步的加速彼此融合同化的趨勢。

西北迴回人各氏大姓和回回清真教的上層教職人士透過這次風波也更加明白,他們要想在帝國中獲取更進一步的發展壯大,或者將來在帝國中擁有較優越的地位,一是儘可能漢化,一是儘可能地站到西北幕府一邊。

這一面本來不應該有多少疑義和爭論的軍團旗,卻弄得河隴沸沸揚揚,但也因為這面旗所鬧出的風波,反而進一步增強了回回各姓對西北幕府的向心力。

因為回回人中的大姓豪族和有識之士都意識到:帝國諸般亂象萌生,眼看大廈將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