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民之舉，更侷限和堵塞了當今與後世的官吏們某些可能的貪賄之路，‘事’和‘權’總是相依相伴的，管的‘事’越多，‘權’自然也越大，若是沒有了‘事’，自然就無‘權’可言，而無‘事’則無‘權’，官吏又焉能有藉口上下其手貪墨索賄哉？

雖然說在用人任事以及賦稅、軍隊上，雷瑾會相對抓得緊一些，在其他方面他就放得比較鬆了，但也並不是真的就無所作為——雷瑾曾經對世子雷浩說過‘亡國非一人之罪，治國非一人之力’，治國理政當思集大眾、合群力、統人心之法，也就是‘放權於下，垂拱而治’，良好而充分的分權和放權其實也意味著良好的集權，或者說在信任與監察督導架構良好的前提下，對臣僚充分的授予權力、賦予權力是西北幕府走到今天的保證。‘犯錯也該是他們（臣僚）犯’，雷瑾有是語。

南來‘德澧’直隸府，這還是雷瑾主政西北以來，第二次大張旗鼓的‘南巡’。上一次大張旗鼓‘南巡’，其實是在‘塞外秋獵’發動之前，一次主要針對北方韃靼‘鄂爾都司’萬戶吉囊的佯動和欺騙，同時也是對雲貴四川地方上那些不肯安分者的一次大清洗，安內攘外，雙管齊下。而這一次南巡於天竺故地，實際上也是一種安撫南方形勢的政治手段。因此，在南方諸行省高階官員排班覲見之後，雷瑾又連續接見南方的土邦王公、各教派的首腦人物以及駐守南方各部隊的一些將校，一時都不得閒也。

雷瑾在德澧直隸府足足停留了一月有餘，這才動身前往‘榜葛剌’直隸府、‘師子’直隸府等地巡視——

這除了處置各項軍政公事以外，也是